发展经济学的社会重任及历史演进
在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发展经济学是一门主要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边缘性分支学科。就现代经济学的所有分支学科同发展中国家的关联而言，发展经济学最紧密，这一点同它的起源及演进历程有关。
二战以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土崩瓦解，原先遍布亚非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及附属国纷纷独立，形成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摆在这批在政治上赢得独立的不发达国家面前的紧迫任务，是各自应选择什么道路和以何种方式谋求经济上的发展。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如何从以往的经济发展中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从理论上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政策和发展战略的指导，成了战后初期整个经济学界面临的一项任务。当时的背景是：曾经在古典经济学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公认为自1850年直到1950年的100年间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消失了；而当时现有的经济理论中能够同不发达国家沾上边的所谓“殖民经济学”，不过是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学者和殖民地官员各种著述的拼凑而已。这就使得经济学家们不得不考虑开辟出一门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新型的经济学分支学科。一些出生于殖民地或附属国，但在西方国家受过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在二战结束前已经开始了对本国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还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在战争结束前后意识到欧洲的经济重建时代即将到来，以及新独立的不发达国家将面临紧迫的经济发展问题，因而表现出重振经济发展理论的浓厚兴趣。此外，部分在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供职的研究者，由于工作性质亦涉足于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与政策问题的探讨。正是在这三股力量相互交织之下，一门主要研究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崭新的现代经济学分支学科――发展经济学应运而生。
发展经济学20世纪40年代初问世，迄今已经整整60年了。可以把这门学科60年的演进大体上划分为3个阶段。从40年代初到60年代初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占主导地位的是具有反西方主流经济学倾向的结构主义学派。该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广泛存在着“市场失效”，经济发展离不开工业化，而在发展中国家企业家有限，政府应担当主要角色，借助于计划来协调资源配置，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这一阶段发展理论的积极意义在于它的理论和政策建议以当时许多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国内外情况为依据，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期望。不少发展中国家以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和政策建议为依据，取得了初步建立本国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较快增长等成就，但也造成了严重后果。其主要表现是，为实施工业化而建立的权力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虽然促成了高经济增长率，但毕竟是以资源大量浪费为代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缺乏活力，农业停滞不前，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很慢等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发展经济学在基本理论和政策建议上发生了方向性的转变。一批西方主流经济学派发展经济学家对第一阶段盛行的理论和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指出，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具有重视物质资本而忽视人力资本，强调工业化而歧视农业，抬高计划化而贬低市场机制，突出进口替代和闭关自守而排斥对外开放的潜在倾向。这一派发展经济学家的上述批评以及围绕这些批评所作的理论与政策阐述，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被称为“新古典主义复兴”。这一复兴的积极意义，在于它重新肯定市场机制对于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它力主发展中国家应实行市场导向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基本方针，在方向上无疑是正确的。在复兴的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之下，一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结合自身实际，尝试走市场导向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之路，因而迅速地改变了贫困落后的面貌。
80年代初至今为发展经济学演进的第三阶段。这是发展经济学内部理论大综合时期，居主导地位的是经过修正的新古典发展理论，但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结构主义等不同学派的研究成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向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发展理论回归的倾向。发展经济学家们不仅探讨了不完善市场同经济发展的关系，而且开展了有关制度的存在和变迁何以影响经济发展的分析；他们从不同角度重新剖析经济增长的源泉，并且研究了环境、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这一时期，在“新古典主义复兴”的深刻影响之下，部分前一时期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国家如墨西哥、阿根廷、韩国、泰国等，在进一步推进市场导向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脱离本国实际的改革与发展目标，试图在放松国家干预的环境中片面推行“金融自由化”战略，致使政府宏观调控缺位，原有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逐渐凸现。这些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不是面临严重的经济困境，就是陷入金融危机。部分发展中国家所遭受的挫折告诫人们：在市场远未完善甚至某些市场条件根本不存在的前提下急于推进市场化进程，其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
中国经济发展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广阔舞台
发展经济学于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进我国，在很长时期内，这门被为数甚少的国人所知晓的经济学科，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一阶段结构主义学派提出的理论与政策建议，不仅成为不少非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依据，而且曾经是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一些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指针。在中国，以苏联体制为蓝本而建立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在50年代中期以前尚能适应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因而为推进工业化和建立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在50年代中期之后，国民经济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波折，除了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计划经济模式所固有的体制僵化和效率低下等根本性的缺陷。20世纪70年代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实行改革开放。自那时以来，中国20多年持续保持高速经济增长，综合国力得以加强，人民生活水平有很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性转变，除了在长期实践中人们逐渐意识到传统计划管理体制的严重弊病，因而普遍提出了要求改革开放的内在要求之外，客观地说，在外部因素方面，还与发展经济学内部所发生的理论与政策上的改弦更张，以及整个东亚地区经济发展取得成功所带来的强烈的激励效应有关。
如果说发展经济学是因为对发展中国家更为贴近，所以中国需要发展经济学，那么可以更进一步地说，正因为中国实现了成功的改革与发展，因此发展经济学更需要中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位于亚洲的发展中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为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中国有数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发源于中国的儒家思想至今仍然深刻地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各国和地区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甚至经济行为。在这种背景之下，政府干预不是在纠正“市场失灵”和补充或替代“市场缺失”与“市场不完善”的意义上体现出它的效力，而是因为政府干预同东亚特有的历史传统和文化底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近代史上中国逐渐沦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摆脱了殖民统治，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发生了很大改变，尤其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不仅养活了世界1/4的人口，而且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国民生产总值居于世界第8位的强国地位，但中国从总体来看仍然保持着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特征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始终同经济转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改革”、“发展”、“稳定”成为贯穿整个过程的不可分离的三大目标。而中国加入WTO又是在市场体制仍未完善的前提下迈出这一步的，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中国的案例是发展经济学家们未曾遇到过的，人们所达成的共识是：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远未达到完善程度，经济转轨过程也远未完成，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特征都表现出对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分析中所依赖的范畴、命题以及基本假设条件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因此，在探讨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时，必须修正原有的假设条件，提出新的假设条件或增加附设条件，使之与中国的现实相适应。总之，对于推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来说，中国的案例不仅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而且具有理论上的挑战意义。
事实上，国内外不少学者在探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了不少新的范畴和命题，并且以中国为背景修正了某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为发展经济学的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这远远不够，中国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还有待于总结。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21世纪的中国经济发展将会成为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其理由，除了中国在经济发展实践和政策操作上的巨大成功具有世界意义这一点之外，还在于经济理论所固有的追求完美性的倾向。虽然经济理论往往滞后于现实，但经济学家有着追求其理论普适性的强烈愿望，这种意向在包括诺贝尔奖获奖者在内的经济学家大家们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迄今为止的53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当中，本人就是发展经济学家或者从事经济发展问题研究的就有10多位，其中如缪尔达尔、刘易斯、舒尔茨、斯蒂格利茨等人正是在亲临发展中国家并从事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才完成了他们的理论创新。多年来，一大批一流的经济学家纷纷涌入发展经济学领域，并在其中展现其才华，将他们提出的新理论放到发展中国家来检验，以验证其理论有多大程度的普遍意义。这种对理论创新的追求，也促成了发展经济学的长足进步。可以预料，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一定会为丰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宝库作出巨大的贡献。
（作者系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编后：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新世纪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近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在总结多年来中外经济发展经验教训基础上所取得的重要共识。事实上，在由本报理论部与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始于去年并延续至今的“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专栏里，我们已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系列探讨，先后就经济发展观的战略转变、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调整、经济发展的伦理取向、政府在经济转型和发展中的作用、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快速增长与“丰裕中贫困”、发展经济学的现实生命力等问题发表了十余篇理论文章，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限于版面，本次专题探讨今日结束，但编辑部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如既往，相关方面有独到见解的稿件，本刊将在新开辟的“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统筹发展”等专栏中择优刊发。感谢广大读者和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欢迎就相关问题继续发表您的高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