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文学的柔性品格从被称为“南音之始”的《候人歌》就已见出端倪，“候人兮猗”，在“兮――猗”这种迂徐舒缓的感叹声调之中，似乎注定了水乡泽国文学柔性的节奏、旋律、音调与独特韵味，《楚辞》以及汉代“楚歌”中“兮”字的大量运用就是明证。“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周南・汉广》）《诗》之《周南》、《召南》都鲜明地呈现出江汉之民间文人的尚情之风。“哀窈窕而思贤才，泳汉广而思游女，屈、宋之作，于此起源。”（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屈原《九歌》清高丽曲，备尽情态。宋玉《高唐》、《神女》超越巫觋文化的原始形态，以赋的形式塑造出“毛嫱障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既温柔多情，又庄重矜持的美妙绝伦的女神形象。到南朝时的《西曲歌》，缱绻深厚，动人心绪。“杂曲歌辞”中尤以《西洲曲》韵味最浓，诗中景色清丽，情思清怨，与《木兰辞》堪称南北民歌之双璧。音调的柔和，节奏的舒缓，情感的缠绵悱恻，构成荆楚文学中“绮靡以伤情”、“耀艳而深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的柔性品格。
人体现着自然，文学亦体现着自然。“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班固《汉书・地理志》）《老子》、《庄子》本是诗化的哲学，以具体生动的形象言深奥的哲理，诗意浓厚。但老、庄在阐明其思想观念时亦多以水为喻，《老子》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庄子》亦言“水静犹明”，“水之性，不杂则清”。可见老庄尚柔弱的哲学思想观念之形成与湿地文化因素有密切关联。
王国维在《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指出：“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南方湿热的气候，容易形成犷放和倜傥不羁的习性，而丛林水泽，氤氩之气更易激发奇幻狂想，也正是这种奇幻狂想与楚人的浪漫精神成就了荆楚文学奔放、浩瀚的气势。《孟子・尽心上》云：“观水有术，必观其澜。”观荆楚文学，则必观其气势的奔放与浩瀚。而最能体现其奔放与浩瀚者，以庄周之篇、屈子之骚为最。《庄子》展开极为丰富的想象，在其《逍遥游》、《齐物论》、《外物》等篇中，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涯之辞”来阐明道家的玄妙哲理，塑造出“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鲲鹏形象与吞钩之鱼奋起挣扎而形成“白波若山，海水震荡，侔鬼神，惮千里”的惊心动魄的景象。屈原以其如椽巨笔,自铸伟辞，创作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抒情长诗《离骚》，从诗中抒情主人公与众多神灵形象的刻划，从缤纷万种的“美人香草”意象的措绘以及主人公升天神游的神奇之境的构想，皆突现出诗人想象力的神奇之处。它以空前的规模、宏大的结构，构成气势恢弘的巨幅画卷。刘勰有云：“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略语则阙，详说则繁。然则屈平所以能洞鉴《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文心雕龙・物色》）
江南草长，洞庭始波。荆楚大地如诗如画的秀丽山水，自然滋养出文学艺术的精灵。《管子・水地》云：“楚之水淖弱而清”，文学艺术的精灵注定要与“淖弱而清”的楚之水相匹配。“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乐府诗集・江南》），“洞庭春溜满，平湖锦帆张。沅水桃花色，湘流村若香”（阴铿《渡青草湖》），“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王维《汉江临泛》）。水乡泽国是纯美文学的渊薮，它触动诗人、文学家们的情感意绪，启迪他们的灵心慧眼。屈宋以降，刘义庆在荆州居官八年而著《世说新语》，为古小说中不可多得之作；鲍照在江陵前后越三十年，其诗以“俊逸”称著；“庚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杜甫《戏为六绝句》），即使羁留北地，也不忘故土，其《哀江南赋》，写一代兴亡，传千古绝唱。至唐宋，荆楚可谓俊彦云集，诗星荟萃。为“初唐五言律第一”（胡应麟《诗薮》）的杜审言，为盛唐诗坛开宗立派的孟浩然、岑参，还有张继、戎昱、陆羽、皮日休、宋祁、米芾等荆楚诗人词客，均为唐宋文学之名家。
唐宋之际，随着南北文学的相互交流与推进，荆楚文学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云：“调和南北之功，以唐为最”，因“后世交通益盛，文人墨客，大率足迹走天下”，其南北之界别“寝微矣”（《饮冰室文集》卷十）。宋以后，已有“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之说，但文学的精灵青睐于“人杰地灵”的荆楚，故有明代公安三袁、竟陵钟谭。袁氏三兄弟敏锐感受到时代的文化思潮，力主“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成为当时文坛的领军人物。竟陵之钟、谭，亦主张“诗道性情”，成就斐然。
“兵形像水，惟文亦然。水之发源、波澜、归宿，所以示文之始、中、终，不已备乎？”（刘熙载《艺概・文概》）自古至今，荆楚文脉不断，文星璀璨。以上所论，不过择其大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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