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和教学长期存在脱离现实的问题，致使社会上特别是高校学生对这门学科缺乏兴趣。有些问题笔者曾在《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有过阐述（见2002年7月30日《光明日报》）。最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中谈到“要组织编写全面反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
一、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
时下，人们似乎很忌讳在经济学前面加“政治”两字。这是需要说明的。
加“政治”二字，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是在政治学中孕育出来的。人类经济思想古已有之。但这些经济思想大都夹杂在文学、哲学、特别是政治学里，没有单独的经济学论著，直到17世纪，一些重要的经济理论如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弟的劳动价值理论等还是在政治学论著《政治算术》、《爱尔兰的政治解剖》中阐述的。18世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新科学独立存在了，与哲学、政治学仍然难分难解。黑格尔在《小逻辑》中说：“新近成立的政治经济学，在德国称为理性的国家经济学或理智的经济学，在英国也常被称为哲学。”李嘉图在《赋税原理》中说：“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很久以来就和政治科学纠缠在一起，无疑的，它们是非常密切地联系着的。”
另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学有特殊的重要性。经济是国家的第一政治。只有把国家的经济搞好，才能兴国安邦，也才能有丰厚的国家财政，处理和解决其他政治问题。自然，经济学和政治关系也就难以了断。最初，西方经济学论著就像我国封建时代的奏折，是作为富国裕民之秘策呈献给国王的，不论优否，一律由枢密官保藏，多少年后才解密。西斯蒙弟在《新原理》中说：“以前的政治经济学一直被当成国家机密，而在这种‘保密’中孕育和隐藏了许许多多可怕的谬论。”所以政治经济学这名称十分贴切地表示了经济学与政治的密切关系。这种关系可用三段式来表示：经济学――政治――经济，即以经济学为制定和调整经济政策的依据，国家以经济政策引导经济发展。由此可见，政治经济学的本意可以理解为是经济政治学，以经济学的研究结论影响国家的经济政策，意图繁荣国家经济。为此，经济学家的职责应该是为政治贡献最优秀的理论。
我国的政治经济学在过去相当长时间里，因受“左”的思想影响，几乎成了政治的尾巴或附庸，缺乏独立研究，不是以实事求是取得的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理论来影响政治（经济政策），而是以既定政治来规限自己的研究，唯书唯上。书上说什么信什么，上面做什么跟什么，风来写风颂，雨来唱雨歌，凄风苦雨都叫好。1991年薛暮桥在《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发文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受苏联教科书的影响，把党的政策作为理论，是政策经济学。”“现在我国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也还停留在政策经济学的阶段”。今天当然已非昔可比，政治清明，广开言路，经济学家可以独立思考，各抒己见，为富国裕民贡献良言良策，但把政治经济学当作政治说教的习气还比较普遍，降低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价值。政治经济学无疑是要为政治服务的，但最重要最有效的服务是为设计新的经济政策服务，以使经济政策与时俱进，适应和推动经济不断发展的需要，这才是真正的为政治服务。
二、经济学研究的重任
经济学家的社会职责不是要政府与企业如何做，而是要让政府和企业自己懂得如何做，这就要去努力探明经济运行的必然趋势，指出应如何因势利导，让经济主流畅通，造福于国民。
经济学大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比常人先知先觉地发现新的经济规律，看得见别人看不见而有重大意义的东西。亚当・斯密的划时代巨著《国富论》中最耀眼的一颗大明珠就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因为亚当・斯密把自己看见的那只一般人看不见的手告诉人们，让人们理解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客观存在、且能在这只手的指导下于个人精于投资的盘算中也能不经意地为社会带来利益，于是就有自由放任经济政策的确立和风行。直到今天，经济自由发展仍然是通行世界的最基本的自然法则，是世界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国家干预只是作为辅助和修正。这是亚当・斯密的伟大贡献。马克思一生著作可谓“经典沉深，载籍浩瀚”，但其学术上许多伟大贡献中对人类命运最为攸关最有影响者乃是两大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两大规律的发现，赢得了世人的崇敬，使他成为千年伟人永载史册。经济学发现经济规律的重要意义，就在于使人们能自觉地顺应经济运行的轨道开展经济活动，每有发现经济行为在障碍影响经济增长时就能主动调整加以排除，加快经济发展，谋取更多社会福利。不掌握经济规律，就等于把不准病人脉象而乱用药一样，无补于事。举两个很典型的例子。一个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理论的实践；另一个是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在2001年以来降息的无功败绩。弗里德曼认为市场和过去一样仍有自我调节能力，经济秩序紊乱，增长不稳定，是货币发行混乱造成的，于是就把适度控制货币发行量当作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金钥匙。可是，1979年货币主义理论被美国政府运用于实践时却遭到了失败。虽然控制了货币总量，使美元汇率回升，但却受到利率上窜的猛烈反弹。因货币供给量锐减，利率螺旋式攀升，抑制了公司的投资，使美国经济又一次出现衰退，80年代初失业率创战后新高，货币主义也就失去了往日的光彩。格林斯潘自1987年由里根政府任命为美联储主席以来，经布什政府再到克林顿政府，一路辉煌，春风得意，有人称他是“真正的大学问家”，他得心应手地利用利率机制稳定经济真是神了。可是同一个格林斯潘有不怕热却有怕冷的两面性，面对2001年第1季度开始衰退的美国经济，从2001年初到2003年6月连续13次降息都挽回不了颓势，表现出一筹莫展的无奈。这两个例子说明，就是最有成就、最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也拗不过经济规律的力量。
经济学的研究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研究，应当厚积薄发，深思熟虑，要像斯密著述《国富论》整坐10年冷板凳那样的清心寡欲与沉稳坚韧，浮躁不得，虚夸不得。当前我国的经济学著作有泛滥之嫌，无利于经济学的发展。
三、经济与数学
现在中国的经济学，数学化包装越来越明显。似乎没有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就不是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实际已成了数学的一个分支，可叫计算经济问题的经济数学，应划归理科。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历来有不同意见。1803年萨伊就说过，在政治经济学“严格的数学计算方法都不适用”。1819年西斯蒙第批评亚当・斯密过分拘泥计算数字的分析法。1936年凯恩斯在其大著《通论》中适度恰当地用数学模型分析了边际消费倾向和投资乘数等问题，同时也反对纯数学的繁琐演绎。他说：“近代所谓‘数理’经济学，太多一部分只是杂凑……在神气十足但毫无用处的符号谜阵中，把现实世界中之复杂性与息息相通性置诸脑后了。”现代美国供给学派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说：“在经济学中，数学模式不论多么精致，总是听从那些有自由意志的人的行为和心理的，而人们是常常会出乎意外地行为和相互影响的。”他们显然不赞成数学过多过深地介入经济学。
亚当・斯密数学水平很高，可是，他在《国富论》里却没有一个复杂的数学模型和用数学演绎出来的结论，这并不影响这部划时代大著的意义。马克思爱好数学，但他在煌煌巨制《资本论》中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数学模型和数学公式。就是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公式，也不过是用算术公式予以表现。凯恩斯在《通论》这部大经典中，数学模型与数学公式也很有限，且易懂，如投资乘数。如果按照我们现在一些人的观点，即没有数学模型就不是经济学，那末过去几百年的经济学都不是经济学了，经济学说史将一片空白。
我还是主张理论经济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应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只能以配合定性分析的需要为限，目的是使定性分析增加形象感和实在感。因为在经济领域，再合理的数学模型设计和再精确的数学公式的演算，也不是就能解决经济问题的。有些经济问题，如国有控股公司如何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如何减持国有股，如何应对世贸组织提高现代经济管理水平，劳动价值理论如何深化、市场经济秩序如何整顿、城镇化建设如何加快进程等等问题，都不是可以企望数学家用数学计算出来的。
四、建设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
这是讲了近一个世纪的老话题。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至今基本上还是舶来品，只是来路不同而已。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就应该有中国自己的经济学。
科学技术有先进落后之分，但经济学先进与落后之分的意义就不大，有决定意义的是适用不适用。适用的能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就先进，否则就落后。建设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必须从国情出发，同时吸收兼容西方可适用的理论。须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发展市场经济，是中国人自己的长期任务，同时要争取国际的友情支持和商业性合作。如何建设，应由中国人自己来提供理论。现在经济学研究不少人走的是从西方到中国的路子。有些名家名著、新人新篇，基本上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仿生学，似乎西方经济学了解接受得越多，对中国经济问题也就越有发言权，也最有“新意”。不错，现代西方经济比我国发达，反映西方经济的西方经济学也比我国发达，借鉴西方经济学也是必要的，但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中国经济学主流，与中国国情就不免有柄凿不入之虞。（作者系厦门大学（文科）学术委员会主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