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巴车在浩瀚高远的戈壁滩奔驰，映入眼帘的是望不到边际深褐、暗红、灰黄、浅绿的色彩。深褐是遍地的砾石，暗红是高低错落的红柳，灰黄是起伏流动的沙丘。那一片片的浅绿是什么呢？请教身边的文
还是在20年前，就听说过胡杨的名字。当时，一位新闻记者采写的一篇通讯，题目叫作《胡杨泪》。作者以深情的笔触，用胡杨坚韧无私的奉献精神，赞美一位科学家的高尚品格。记得当时还去查找过资料，得知胡杨是在我国西部疆土生长的古老珍奇树种，维吾尔族称“托克拉克”，意为最美丽的树，属杨柳科杨属，具有惊人的抗干旱、御风沙、耐盐碱能力，被誉为“沙漠英雄树”。从那以后，胡杨的品格就深深埋入了我的心底，并潜滋暗长着一种景仰之情。如今，在这大漠深处，亲睹胡杨的雄姿，使我仿佛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偶像，一时竟心旌摇荡起来。
百里空旷的大戈壁上，在一片浑黄起伏的沙丘中，突兀出现的一片胡杨林，显得伟大而孤独，很容易引起人的敬畏。它们中高的五六米，矮的只有二三米，相互拥簇地生长着，棵棵都长得铁干虬枝，粗壮有力，就连每一个细小的枝杈都显得刚劲而凛然。那枝干的树皮纵裂，呈灰白或灰褐色，树冠阔圆如伞，叶子呈灰绿色，在正午阳光的照射下，显示着荒原上独有的明丽与旺盛。有些成员显然已经衰老了，树皮的褶皱高高地翘起，时光的足迹在它们身上显而易见；有的树干中心已成空洞，但伸展向四方的树枝依然绿意蓬勃；有的已经死去倒下，但仍然保持着刚劲的躯体；还有的已被埋进了沙丘，但坚韧的枝枝杈杈仍然倔强地在地面上伸展着，顽强地固守着周围的一片沙土。贾平凹曾评价胡杨：“在那样的风沙干渴中，可以整整地活一千年；死了，又可以挺挺地站立一千年；最后倒下了，又还可以不腐烂不散架，把自己的形态保持一千年！”
忽然，我惊异地发现，与胡杨同时出现的，还有一个个小小的“村庄”，只是其房屋显得有些低矮，也没有炊烟、鸡鸣、犬吠。新疆的文友告诉我：“那不是村庄，是少数民族的墓地。”啊，茫茫大漠的十几天行程之中，我所见到的这样的墓地――准确地说应该叫墓群，实在比村庄还要多。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各民族的游牧狩猎部落，在这片苦焦荒凉的土地上播撒着文明的种子，一顶帐篷便是他们永恒的家。家是简陋的、移动的，但坟墓却是富丽堂皇的。一座座坟墓，两旁修着两米多的高墙，前面是一个拱型的门，墓群的正前方，还修有两个类似古城堡的圆顶大门。无论是在草原，在荒漠还是额尔齐斯河、玛纳斯河两岸，这种“墓群村庄”与绿洲、河流、帐篷、牛群羊群一道，构成了大戈壁滩别样的风景。无法统计有史以来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之下栖息多少个亡灵，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些长眠于地下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活剧，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拼搏过，燃烧过，奉献过，因此至今活着的人才精心维护着这些墓群，作为缅怀列祖列宗的一种方式。
在新疆，维吾尔族称坟墓叫“玛扎”，哈萨克人似乎也叫“玛扎”，回族人叫“拱北”，蒙古人叫“敖包”，只是坟墓的形态各有不同。在荒凉的戈壁之上，我还碰到过十分眼熟的馒头一样的墓群，那就是兵团的“十三连”。当地兵团老战士简单而明了地向我解释了“十三连”的内涵：按照一个团的建制，本来只有十二个连队，兵团死去的人，便被称为“调到十三连去了”。在新疆，“十三连”是青一色的土坟，坟头不高，与内地平原上的那种家庭式的坟墓一样，没有鲜花，没有装饰物，只有几株胡杨静静地陪伴着他们。坟前一块简陋的木牌，写着亡人的名字和他们遥远的家乡：河南、上海、天津、山东……
天空中有苍鹰在盘旋，胡杨的枝叶在长风中飒飒作响，这使我想起50多年来在这里作古的“十三连”的成员构成。建国之初，在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王震将军率领进疆的战士就地屯垦戍边，成为兵团的第一代。20世纪60年代初，内地一部分知识分子、有识之士和转业到新疆的复员军人是第二批，诗人贺敬之在《西去列车的窗口》中，曾热情歌颂了这些建设者的情怀。第三部分人就是60年代中、末期赴新疆的内地支边知青。除此之外，还有更早就来到新疆参加开发建设的内地人，他们中以河南人居多，据说，这也是新疆境内操河南口音的人最多的根本原因。
如今，走遍天山南北，二百多万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将士边生产边戍边,成为这片疆土之上稳定和建设的中坚力量。万里边关有了他们才坚如磐石，荒凉的戈壁更显出虎虎生气。兵团的第三代、第四代人，正继承先辈的遗志，和新疆各民族人民一道，续写着这片土地最新最美的诗行。
中巴车继续向前疾驶着，一片又一片胡杨林在车窗外掠过。它们像大漠卫士，沉寂而虔诚地守护着这片广袤的土地。随之扑入视野的是一片片玛扎、拱北、敖包，是“十三连”。它们静静地躺在天山山麓博大的怀抱里，谛听着长风的呼号，马达的轰鸣和欢庆的锣鼓。每一个成员本该安然地歇息了，但他们的脉动并没有停跳，像那一株株坚韧的胡杨，活着的时候不避艰险，不怕孤寂，不择壤土，即使倒下了，它们的生命也还在大地的深层中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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