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后，开始了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历程。回望这段历史，真是不胜欣喜。因为尽管在探索中也出现过这样那样的曲折，但中华民族毕
竟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从1956年起的20年中，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项建设中，勇于摆脱苏联模式，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这一时期的探索没有能够成功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在探索中表现出的巨大勇气与智慧和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在探索中积累的经验与教训，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成功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继往开来，与时俱进，创造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等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终于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对适合中国国情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即使是在发生严重失误的岁月里也是如此。那成功与挫折错综交织的复杂情况，正是我们年轻的共和国刚踏上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艰难探索的写照。如今，在风雨锤炼中成熟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已带领全国人民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迈进。历史是成长的最好的教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5周年之际，回顾半个多世纪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求索的漫长建设道路，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探索中的理论与实践成果
1956年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我们党面临的第一个重大课题，是如何摆脱苏联模式，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此前，在毫无经验可循、只有苏联模式可借鉴的情况下，许多体制只能模仿苏联。但在实践中，毛泽东逐渐发现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提出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模式，要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但这条道路在哪里？没有现成答案，只能靠实践摸索。于是，中共八大前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带领全党在许多领域探索，所取得的丰富思想成果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讲话和同年9月党的八大精神中。其主旨是，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发展生产力上来，以苏为鉴，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论十大关系》提出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许多重要思想，也是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的开始。这种探索持续到“文化大革命”前。
在经济方面，毛泽东提出过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思想，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有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他针对苏联东欧一些国家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造成的市场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粮食产量长期低下等教训，并从中国大农业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工业化道路，即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以此为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过渡。把发展农业放在重要位置，是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重要内容和特点。毛泽东还针对苏联以“社会主义大家庭”为由反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独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做法，提出中国一定要建立自己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实现经济独立以保障政治独立，并为此提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和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这一原则和方针的指导下，我国成功地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取得了经济建设的辉煌成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至今仍是我们的立足点。与此相关，毛泽东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总任务及两步走的战略步骤 毛泽东在1954年9月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最早提出这一思想，以后几经完善，最终于1964年12月由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重申这段话并提出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即1980年前（从第三个五年计划算起）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在企业民主管理思想方面，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主要是毛泽东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邓小平关于职工代表大会的思想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相结合。这一管理制度已为实践证明，是企业在进行生产和技术改革中实行群众路线、解决重大问题的有效形式，是社会主义民主在企业管理中的具体表现。在分配制度上，毛泽东也反对苏联重积累、轻消费的做法，提出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的原则，并揭示了三者的对立统一关系，即较低利益层次要服从较高利益层次而不能相反，但较高利益层次要照顾较低利益层次，解决三者矛盾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一思想至今适用。毛泽东还提出，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损害国家主权的条件下，要努力打破封锁，争取外援，学习外国一切有益的东西，吸收外国资金和科学技术，借鉴外国的先进管理经验等。他一再强调，一切外国人的长处包括政治、经济、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好东西都要学，但不要盲目学，要独立思考，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都不正确。对美国，毛泽东一直表示愿及早与之建立正常的政治经济交往关系。毛泽东和党中央一方面坚持自力更生方针，另一方面灵活巧妙地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在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的国民经济全面调整时期，毛泽东还提出过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思想，主要有：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搞好综合平衡，克服无计划状态和分散主义；改变农村的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注意运用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制定各种管理条例，加强经济监督；加强财政、银行监督与检查等。在国民经济继续调整时期，又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探索性改革，主要有：试办托拉斯，用经济组织管理经济；改革企业管理体制；适当扩大企业和地方的管理权限等。
在政治方面，毛泽东针对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提出要在国家制度上进行改革，扩大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并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形式和方法。他提出的人民民主专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结合中国实际的一个创造，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权组成的阶级结构和专政对象上，特别是对民族资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的处理上，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及苏维埃政权相比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同时，选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一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代表会议这种政权组织形式的传统和经验，另一方面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于人民民主专政来说最适宜、最能体现国家性质的基本的政权组织形式。此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是毛泽东根据我国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决定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毛泽东非常重视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民主党派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重要政治力量。1956年，毛泽东又针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提出我们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并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最终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50多年的实践证明，这一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独特的作用，各民主党派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团结战斗，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我国政治制度的一个很大的特点和优点，既不同于苏联的一党制模式，又不同于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多党制模式，是适合我国国情的新型政党关系的生动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一个创造，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文化方面，毛泽东针对我国一度照抄苏联把政治因素搬用到文化科学领域，利用行政力量推崇一种学派压制另一种学派，甚至以苏联的学术成果或思想观念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等做法，指出这种对外国人毫无批判的生搬硬套和模仿是最没出息的教条主义，他反对在艺术和学术方面迷信苏联，主张“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是非非，应该通过艺术界和科学界自由讨论来解决，通过艺术的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方法去解决。由此他提出，我们党发展文化科学的根本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并说“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毛泽东在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中还提出过其他一些正确思想，如我国正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要搞一点商品经济、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等。有些虽未贯彻实行，但对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提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例如：毛泽东创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正是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矛盾运动引发其他各种矛盾的发生和发展，其解决也是其他矛盾解决的根本；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反映在政治上可以划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为此他提出六条标准作为区分两类矛盾的界限。当然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只提出这六条抽象的政治标准是不够的，这些标准有可能被随意解释。没有从方针政策及法律法规上制定区分标准，从而缺少可具体操作和准确把握的政策界线，是造成以后大量混淆两类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毛泽东还阐明了两类矛盾的不同解决方法，由此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及一系列方针。他还提出两类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所以应该创造主、客观条件促使矛盾向好的方面转化，而不是相反。这些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理论创举。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过社会主义实践不可能提出这个问题；列宁在短暂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来不及对此具体研究；而斯大林则长期否认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导致矛盾暴露后处理不当。所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提出，为国际共运解决了一个重大难题，意义是重大的。但遗憾的是，此后发生的“左”的错误，使这一正确理论提出的许多重要思想和原则没能很好贯彻，导致实际工作中大量混淆了两类矛盾，即使对认为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也有许多未能正确处理。这又从反面证明了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极端重要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毛泽东揭示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这一规律，对社会主义改革与发展问题的探索是一个很大的贡献。这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是一脉相承的。
尽管由于时代条件的局限和实践经验的不足，毛泽东最终没能从根本上完全突破苏联模式，也没能成功地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他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率先提出突破苏联模式并付诸实践，是需要巨大勇气和智慧的。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打破传统、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冲破长期“左”的禁锢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探索中发生的失误及其根源分析
自从1957年发生反右扩大化及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失误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开始出现迷误。主要的失误，一是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二是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三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这些错误，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回顾这段历史，客观地说，发生失误的原因很复杂，既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情况。
从客观方面来讲，主要是时代、环境等因素，造成了思想理论及实践的失误。为什么在许多问题，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段、商品经济等问题上，毛泽东都曾有很好的思想，但有的未实行，有的未贯彻到底，有的还有反复呢？我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实践经验不够。那是一个社会主义历史还非常短、我们自己的实践才开始的时期。感性认识尚未充分，还不具备上升为成熟理性认识的条件。不成熟的理论常常是与不成熟的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党在探索中形成的一些虽说正确的认识，也还不牢固，更不可能形成理论体系，不易坚持，甚至会被自己否定。比如在阶段问题上，毛泽东有过正确判断，但没能成为制定政策的依据，后来又被放弃，导致了对所处阶段的错误判断。超越历史发展的阶段，成为许多错误发生的根源。而超阶段本身的根源，归根到底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够清楚。又比如，毛泽东从正确认识矛盾滑向“以阶级斗争为纲”，除了主观认识上的失误外，与当时国际环境的影响有很大关系。1956年10月匈牙利反革命暴乱发生后，他曾说，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下暴露出来了，这也教育了我们中国同志。他从苏共二十大、国际反苏反共浪潮、匈牙利事件等总结说：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分清敌我，这很危险。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肃清，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再比如经济建设急于求成，一方面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以及脱离实际、骄傲自满、急于求成，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等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上的差距太大造成的压力有很大关系。这种状况在那个时代更突出，急于赶上，导致急于求成。当然，党内一些制度不健全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邓小平说过：“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指毛泽东―――作者注）推向了反面。”这也是一种时代、环境的客观因素。我国封建社会历史很长，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没有完全肃清，加上种种其他原因，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法律化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也为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提供了一定条件。这也是许多失误发生且不能及时纠正的重要原因。正如邓小平分析以往失误时说过的：“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
从主观方面来讲，主要是思想理论本身的失误，对实践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消极影响。比如，所有制结构急于求纯，可能与两方面的理论失误有关。一个是把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中的“一定条件”加以泛化。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生产力、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但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时，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里说的“一定条件”，明确是指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变革时期。如果把这“一定条件”随意泛化就会出现失误。大跃进运动中违背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生产力水平一度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与此相关的另一个理论失误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社会主义是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结论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恩格斯运用高度理论抽象方法，即把社会主义作为纯粹、成熟形态研究概括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特征，这种基本特征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相联系。我们长期以来只记住了结论―――要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却忽视了前提―――必须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作基础。于是在生产力很落后的情况下建立起单一的全民所有制，对生产力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又比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错误是把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夸大了、绝对化了，最后概括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成为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这一理论的基本错误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还存在资产阶级及全社会范围内的阶级对抗，还要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文革”就是“继续革命”的最重要方式。这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分阶级，是以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和由此而来的在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地位为依据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阶级斗争虽在一定范围内存在，但已根本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前的情况，党内斗争也多属思想斗争性质，所以没有理由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更没有理由进行“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样做只能把局势搞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建设具有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奋斗目标，才使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
新时期的新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带领全党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解决实践中不断涌现的新问题，同时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社会主义实践出现的严重曲折进行深入思考。思考就集中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这是邓小平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战略构想等方面。邓小平同志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讲了许多马恩列斯毛没有说过的“新话”，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第一次提出了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次革命，第一次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第一次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理论，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理论等等，从而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于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这是我党思想理论上的极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巨大飞跃。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又为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远大理想指明了现实途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表明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我们党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并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进一步深入阐释，对推动全党更好地带领人民群众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围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任务，又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新形势下对实践中的新经验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新成果，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我们党执政理念的新飞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新发展观的提出，得人心，顺民意，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支持和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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