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资
源环境压力下，发达国家早已全力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
但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普及迟缓，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和利益问题。
在全球资源环境压力下，发达国家早已全力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但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普及迟缓，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体制和利益问题。
新能源的开发（氢能、太阳能、风能等清洁丰裕能源）和循环经济的发展（资源的循环可再生利用，零垃圾与零排放）正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转型阶段。谁最早转型成功，谁就是未来的主人。转型的关键在于探索“生态科技之路”。新能源和循环经济即是生态科技之路的核心。
从现有能源结构看，石油、煤、天然气等都不能回收。更何况石油、天然气的储量仅够人类再使用40―50年。世界各国对此高度重视。美国拨款12亿美元作为研究资金，以使美国在制造无污染的氢燃料汽车方面领先全世界,并减少对其他国家能源的依赖。
众所周知，美国人口只占世界5%，却消耗着世界能源总量的30%，全球石油剩余可采储量仅为1400多亿吨，按目前产量，静态保障年限只有40年。布什要求大张旗鼓地开发新能源,在2040年用新能源替代石油进口。1980年，美国第一架太阳能飞机上天。1995年，美国政府颁发“绿色化学挑战奖”以鼓励绿色科技发明者。2002年，美国10辆太阳能驱动的汽车无声开动。
过去的四年中，风力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能源，从1995年到2002年增长了6倍，从4800兆瓦特到31100兆瓦特。世界上现在的风力机组发电总量，已可满足4000万欧洲人的家庭需要。
从循环经济看，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环境的恶化、环境运动的发展和资源成本的逐步攀升，逼使一些企业开始追求一种建立在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综合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生产和生活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都可经过处理后再以资源的形式重新进入生产流程。这便是循环经济。丹麦取缔了燃煤能源工厂和一次性饮料生产线，首都哥本哈根32%的交通使用自行车。日本的《家电循环法》，使上百万台旧家电变废为宝；《汽车循环法案》使几百万吨旧汽车变废为宝；《建设循环法》使几千万吨建设工地废弃物变废为宝。日本还计划到2010年把垃圾掩埋量将从现在的7400万吨/年减少到3700万吨/年，最终达到“零垃圾”目标。
我们同时也注意到，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皆有突破性进展，为什么迄今仍没有全面普及开来呢？这是由于传统能源与工业集团的阻挠，西方各政党受到强力制约。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一旦普及，将对原有利益格局带来巨大冲击。控制全球石油贸易的几大石油公司既要占尽现有石油利益格局下的好处，又要为石油枯竭时代的到来而“未雨绸缪”。在最后一滴石油没有被用干以前，新能源技术就难以真正普及。当然，由于规模限制，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技术产品的成本也很高，也是普及受阻的另一原因。可见,新能源和循环经济的普及，已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制度和利益问题。
别的国家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惟独中国不成。
中国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极限，新能源使用之路代价再高，我们也得走。
别的国家发展新能源和循环经济早一天晚一天问题不大，惟独中国不成。
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容量已到支撑的极限，可持续发展理念与新能源使用成为唯一可行之路。代价再高，成本再大，我们都得走。
我们应充分发挥政府绿色引导和绿色控制的能力，打破一些权力部门和企业的垄断私利，将政府财政大规模投向新能源开发和循环经济，将政府的系列优惠政策去鼓励新能源开发与循环经济。
在美国，每购买一辆使用新能源的汽车可减免联邦税2000美元；在丹麦，强有力的税收政策鼓励人们以风力发电。这便是我国未来绿色税收与绿色贷款的参照样本。新能源技术的使用，虽短期成本巨大，长期将占尽优势。政府应当积极支持那些走在生态科技前列的企业，使它们逐渐成为中国企业的主流。政府还应当针对那些迫在眉睫的生态科技难题迅速推进，如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技术系统，保障人体健康的污染防治技术，大面积生态退化的修复技术，区域污染治理的综合技术，生态监测预警的科技系统等等。
中国本来就是传统工业文明的迟到者。如今，我们不能在生态工业文明的路上再次落后。试想，如果别人用的是太阳能飞机与氢能汽车，我们的飞机与汽车仍是用日趋枯竭而污染环境的石油，这样的国力如何与人家竞争？
传统工业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续的资源范围，而生态工业文明科技则指向丰裕、清洁、可永续利用的资源范围。围绕循环经济与新能源开发，构建中国的新伦理、新体制、新文化，使中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管理方式日趋生态化，这才是我们中国未来真正可持续的现代化。
为了对中华民族负责，为了对人类负责，为了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人类科技必须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科技模式，发展生态工业文明的新科技模式。这是一项共同的事业，这是一项艰难的事业，我们这代人不得不承担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