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人文的分离和对立及根源
孟建伟在《两种文化的分离和对立及其根源》（刊于《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从人类历史的源头到近代初期，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基本上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从17世纪开始，随着自然科学的逐步独立，两种文化之间
一元多线论现代化范式的学术意义
董正华在《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刊于《史学月刊》2004年第5期）一文中指出，“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把“现代化”主要看做一个有特定内涵的全球历史大变革进程，看做一个并不具备终极目标价值而且道路模式选择多样的历史范畴，从而使之成为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有原则上的不同，也不同于建立在“五种生产方式序列”基础上的“革命范式”。东西方两种对立的单线演进历史模式在史学方法论上都有绝对主义和排他性色彩，而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则是开放的、包容的、多面向的。一元多线论基础上的现代化范式的出现打破了史学长期由单一范式支配的局面。
周初的王权转移论与民本思想
王保国在《周初的王权转移论与民本思想的萌芽》（刊于《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周人从夏商周三代兴亡的历史经验中总结出天命靡常的王权转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萌发了以“明德保民”为主旨的民本思想。而周代的“明德保民”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第一次触及到社会运动的根本力量，将民众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新的和正确的估价，是理论上的一个重要突破；二是它为社会发展第一次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理论模式，对于政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里程碑性的贡献。
明清时期残疾人的社会保障
王卫平在《明清时期残疾人社会保障研究》（刊于《江海学刊》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自古以来，中国历代王朝都比较重视对包括残疾人在内的鳏、寡、孤、独之人的生活救助。明清时期，与政府的残疾人救助政策相呼应，各地士绅从稳定地方社会、维护既得利益的目的出发，纷纷成立救助机构与团体，在一定范围内收养残疾孤贫或从物质上提供帮助；散处各地的宗族也竭力提倡并尽可能地帮助同族的弱势群体，尤其是缺乏生活能力的残疾之人。国家、社会、宗族与家庭一起，共同构筑了一个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近代的博览会与文化传播
马敏在《中国近代博览会事业与科技、文化传播》（刊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国社会朝野对博览会传播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炫奇”、“邦交”到“商利”、“文明”的发展过程。内中的曲折颇能从一个侧面揭示近代思想开放和中西文化交流的逐步深入。博览会中所实际发生的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大致可离析为展陈与观摩、研究与比较、广告与宣传等方面。尽管各种形式的博览会极大地促进了近代中国科技传播与文化交流，但由于近代中国社会负面意义上的封闭性、落后性和官本位等结构特征，致使博览会的科技、文化传播功能无可避免地存在自身的局限性。
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演变
黎仁凯在《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刊于《河北学刊》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四大幕府最为典型的晚清幕府由明清时期的传统幕府发展而来，是中国幕府制度发展的极盛和走向衰亡的时期。晚清幕府在入幕人员的选择、幕务及所起的作用方面，继承了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成为国家政治人事制度的重要补充。但与传统的幕府相比，它又发生了极大的变异，主要表现在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幕主与幕员主从关系的确立和经济关系的分离等。
民生与民德成正比
李长莉在《梁启超论新民德与国民生计》（刊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借鉴西方社会经济理论，运用量化分析和经验实证方法，对于国民生计、国民职业与民德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认为“生计憔悴之逼迫”是造成国民道德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并提出民德与国民生计的进步为正比关系，“生利”和“分利”是衡量民业价值的标准，使占人口半数还多的分利之国民变为生利之国民是改造国民道德的一条重要途径。梁的这些认识开拓了从民生入手改造民德的新思路，也开启了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民德问题的新学理，给后人认识民生与民德问题提供了思想与学术上的重要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