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白寿彝很少称光明日报的全称，长期以来一直称之为“光明”。于是，与父亲熟悉的人都知道，凡是父亲言及“光明”，那就是指光明日报。我记得在小时候，每天上午十点多钟，父亲总要喊我：“至德，去门房（传达室的旧称）看看，‘光明’来了没有？”由此可见，父亲对“光明”很有感情。而产生这份感情的一个重
今年是父亲诞辰95周年，也是“光明”创刊55周年。父亲在4年前离我们而去，那年他与“光明”相处已有半个世纪了。
新中国成立前夕，“光明”创刊了。创刊时，毛泽东主席的题词是“团结起来，光明在望”，周恩来总理的题词是“光明之路”。可见“光明”在当时之重要，因为刚刚脱离旧社会的新中国的知识界是极为渴望光明的，也愿在“光明”之中探索国家和人民的“光明之路”。
1950年6月7日，那是“光明”创刊近乎一年的日子，父亲第一次在“光明”上发表《对于大学历史课程和历史教学的一些实感》的文章，这也是他的第一篇关于历史教学的文章。父亲在文中写道：“‘光明’记者要我写一篇关于历史系课程的文章。我因为对于历史系课程不够全面了解，写不出来这样的大文章。只能把这一年来对于一部分的历史课程的感想，和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所感到的一些问题，在这里粗粗说一说。”接着，他指出：“在历史系课程里，必须重视国内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必须提倡国内少数民族史的讲授。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和讲授，逐步地进步了，中国通史的内容也就可以逐渐地充实了。如果我们不在这方面着眼，仅仅在规定历史系课程时，说明中国通史必须包括中国境内兄弟民族的历史，这是不够的，这只指明了一个方向，并不能解决事实上的困难。”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历史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这一重要观点，始终贯穿着父亲研究中国历史的全过程；同时也是他的中国通史理论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依据，也可称之为思想基础。父亲在教学中，也力主“通”。他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改进中国通史教学的具体意见；还力主集体教学，以提高教学质量。父亲在文中，还从中国通史说到世界通史；从历史课程讲到历史教学及教学之中要注意的诸问题。父亲当时十分注重在“进行教学的过程中，鼓励同学们提意见”，认为“批判地接受同学们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
以1949年7月起，“光明”就陆续创办《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新语文》等专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术特色。1951年2月，父亲在“光明”创办的《历史教学》专刊任主编（该刊当时由北京师大历史系负责编辑）。《历史教学》专刊结合教学实践，对历史问题、历史教育和历史教学问题、历史教材的编写问题，都努力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经验的介绍和理论的探索，这对于当时的历史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那年起，父亲与“光明”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这年4月7日，父亲在“光明”发表《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一文，提倡和主张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他在文章中指出：开展历史教学中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这是历史教师当前的第一个庄严的任务，我们必须克服任何的困难，来开展这个工作，并逐步提高这个工作。父亲在解放初期已重视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并用以指导史学工作的开展。父亲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史学工作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分可嘉而又极为重要的。这年5月5日，父亲的另一篇文章《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也刊于“光明”。父亲在这篇文章中写道：用王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他认为，“今天中国人民需要知道的是，在今天祖国的国土上，过去是出现过怎样的历史，并且是由过去的历史发展到今天的情况。”正确的办法，可以使中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由来，从了解现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父亲的这一思想被广大史学工作者所认同。随后在这年的6月2日和9月26日分别发表的《介绍范文澜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简编〉的讲话》和《论关于少数民族历史和社会情况的宣传及学习》等文章也刊于“光明”。父亲在这一年里共发表了9篇文章，其中6篇发表在“光明”。
1954年，父亲参加了宪法草案的讨论、修改工作。毛泽东主席亲自领导了中共中央宪法起草小组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宪法草案初稿，并将其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从3月23日到6月1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召开多次会议进行讨论研究，还组织各方面人士8000多人进行讨论，提出5900多条修改意见。经修改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6月14日公布了宪法草案，并决定交全国人民讨论。正值此时，父亲于7月13日在“光明”上发表《杰出的多民族国家宪法》一文。从文章的字里行间中，可看出父亲无比兴奋的心情。他写道：“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国内这样多的民族，各民族间发展的这样不平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却又这样适合于我们的实际情况，适合于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要求，这真是杰出的多民族国家宪法。”1959年7月21日和10月15日，父亲在“光明”上发表了《论青年教师进修的通与专问题》和《史学田野春色满》两篇文章。父亲与“光明”一直携手，志同道合。
1961年至1965年，是父亲研究史学史的起步阶段。最能反映父亲当时关于史学史学科建设思想的有《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谈史学遗产》和《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3篇文章。其中《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写于1961年1月，1962年4月3日发表在“光明”上。只要是“光明”约稿，父亲总是二话不说，抽时间去完成。有时时间急迫，父亲也会暂时放下手头的其他工作，通宵达旦，苦熬几夜，将文章写好。父亲曾多次讲过，“光明”贴近知识界，为我的学术研究和交流提供了极为理想的天地，我应很好地谢谢报社的同志，他们同样很辛苦。我想，对报社的最好感谢，就是多写点让读者爱看的文章。
1978年以后，父亲的“光明”情缘更加浓厚了。当得知光明日报确定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的消息后，父亲欣喜而严肃地说：“党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更加重视知识分子的这张报纸了。”父亲陆续于1983年6月1日发表《写好少年儿童历史读物―――为中国历史故事的出版而作》，1991年6月和7月分别发表《发展民族团结，建设强大祖国》和《民族团结的新时代》，1994年5月2日又发表《多研究点中国历史的特点，多写点让更多人看的文章》等文章。父亲在新时期忙于大部头书的编纂，如2册本的《中国通史纲要》、22册本的《中国通史》、4册本的《回族人物志》、2册本的《中国回回民族史》等，又多年体弱多病，但作为“光明”的一个老编辑、老作者、老读者，他对“光明”的《史学》专刊一直格外关心。父亲在80多岁时，还曾与来访的《史学》专刊编辑说：“《史学》专刊不同于学术杂志，很有特色。”父亲希望《史学》专刊越办越好。
父亲到了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每天必关心两件事：早上一定要看（后来是听助手念）“光明”；晚上一定要看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后来，父亲不可能再过多翻阅报刊了，他的助手要停订他长期喜爱的报刊，但父亲一定坚持不要停订“光明”，因为他说那是咱们知识分子的贴心报，是咱们贴近社会、与时俱进的精神食粮。如今，父亲去世已经四年了。但作为一直陪伴着父亲的“光明”，我的二姐一直在续订着，直至今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