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是杰出的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是海内外汉语学界,以及活跃在基础教育第一线的广大中、小学语文教师崇敬和深切怀念的大师。
1984年11月,当《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在胡乔木同志和语言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倡议下筹创时,吕叔湘慨然应允担任编委。在办刊过程中,他是所有9位编委中对专刊支持最力,
吕叔湘的撰稿,主要涉及语文的实践和语文的规范问题,其中所显示的他关于语文研究、教学与应用等方面的精湛思想,无疑对我们研究语文问题和继续发展祖国的语文事业,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要宏观地看待语文应用
吕叔湘总是从更高的、更为宏观的立场上俯瞰。对于报刊等社会应用中时常出现的语文失范现象,他归纳出两条原因
一是文风不正。倡导平实质朴的文风,是他语文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语文的问题,当然有字、词等的理解与掌握,当然有句子的安排调适,也当然有篇章结构的布局组织等纯技术性的学问要研究。但是,再丰富的文字、词汇,再纯熟的语句调适,再高超的布局谋篇,都只有在正确的思想意识、端正的文风统帅下,才能达到好的宣传效果。所以,早在上世纪50年代吕叔湘就专文论述过“文风”。他认为 “从思想方法到选词、造句、使用标点符号”,甚至包括“字迹潦草、错字、落字”等,与“文风”“都有关系”这就使我们对“语文”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宏观境界。
1985年3月5日,吕叔湘在《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第1期发表了题为《语文问题种种》的文章,在为“使用语文”的问题分类时,他将“文风”列在首位,针对当时的“假大空”提出了严肃批评,指出 “报纸上的地方通讯常常掺假,不论是表扬还是控诉,都可能有不尽不实之处,不认真核实就要上当”。他推崇于光远当时在《福建日报》上发表的关于《我为什么写小文章》中的有关意见和《人民日报》所开设的“长话短说”专栏。一方面他肯定了语文使用中“言之有物,长而不空的文章还是很多的,甚至可以说是主流”,另一方面又指出“不长而空的文章也不是没有”,接着,提出了他关于“文章的大小,应当因文制宜”的明确主张。
《做好文字工作不仅仅是文字问题》是吕叔湘1985年7月23日在“语言文字”专刊发表的另一篇短文的标题。吕先生开宗明义地指出 “做好文字工作不仅仅是文字问题,也就是不仅仅是文从字顺,不写错别字的问题。除了跟所从事的工作有关的专业修养以外,至少还有两件事 一、肯动脑筋;二、肯查资料。”他以有关报章记者将某厂“一年”节约一千多吨煤,误记为“一天”,而编辑却未予校正,以及某作者把陆游那“深巷明朝卖杏花”的名句误写为“深巷有人叫卖花”,而编辑也未予核对的事实为例,告诫我们 “无论是当记者,还是当编辑,或者做其他文字工作,都要善于怀疑,也就是肯动脑筋,把该问的问清楚,该查的查清楚。”
面向现代多向前看少向后看
面向现代,是吕叔湘语文思想的又一重要内容。表面看来,这仍是一个文风问题。但是,它关系到我们的语文研究与应用的指导思想是前进,还是倒退;是奔向未来,还是复古的大局。
大家知道,近年来的社会上,尤其是基础语文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复古风 7、8岁的孩子被集中在“国子监”这样特殊的氛围中去诵读《三字经》、《千字文》;中学毕业生参加高考,白话写不来,就用蹩脚的所谓“古文”去唬阅卷的老师。对此,有的教师不仅欣赏,而且给了满分,一些新闻媒体则予以炒作。
对于这种早已是非明白的现象,除周有光,以及王宁等极少数专家、学者之外,还很少看到有更多语言学界的人士来说话,复古之风颇有任其自流的趋势。我想,面对这种情况,倘使我们的吕叔湘健在的话,一定会出来批评的。
1963年3月,吕叔湘在北京景山学校所作的关于《谈语言的学习和教学》的报告中,曾根据一些同志的意见将文言文学习的目的归纳为四点 一、为了了解现代文章里出现的成语和典故;二、为了欣赏古典文学作品;三、为了接受文化遗产;四、为了写好白话。这里,不仅没有要人们写作文言文的内容,而且在谈到第四条时,他还特别指出 “末了这一种提法,如果理解为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借以丰富自己的语言,那是正确的 可是也要提防一种流弊,那就是主客不分,古今无别,写出一种半文半白,不文不白的怪文字来 。”这里,我特地标上了几个加重点。因为,这读起来真的很有现实的针对感。
对于那种认为“不学文言就写不好白话文”,或者反过来就是“能写好文言文就一定能写好白话文”的意见,吕先生明确表态,指出 “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事实并不支持这种理论。五四以后一段时期,很多受过长期文言训练的人改写白话,就是写不好。而现代有许多作者并没有受过多少文言训练,写的白话也挺漂亮。”
谁都知道,吕叔湘的古文功底相当深厚,但是,他不躺在十分熟悉的古文笔法中,而是始终向前地进行语文理论和应用的研究,直到耄耋之年,不曾消减。1985年,他81岁高龄,在《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发表了题为《“偃旗息鼓”和“圆满结束”》的短文,深刻挖掘了一些人崇尚古典,鄙夷白话的心理状态,写道 “我们有些同志老爱用成语,搬古典,而且三回有两回用错。不用行不行 不行 那不成了大白话了吗 不让人瞧不起了吗 ”并且指出 “存着这份儿想法的人多了去了,从作家到记者,从老师到学生,不计其数”。
吕叔湘有一段这样的精彩议论 “不错,汉语有丰富的宝贵遗产,值得咱们骄傲。可是毕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现代人说现代话,听起来有一种亲切感,好得很,干吗老想掏老祖宗的兜儿呢 依我说,咱们做人要做现代人,写文也要写现代文。多向前看,少向后看,这不是很好吗 ”
语文教学是语言研究工作的分内事
一位大师,对于基础教育领域的普通语文教师来说,许多人根本没见过,甚至限于各方面条件,一辈子也见不到。但是,提起他的名字,哪怕是最偏远的山沟沟里的老师,都觉得十分亲切和熟悉。这是为什么呢 我以为,重要的原因在于 他活着,始终关心着,指导着他们,他与他们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他的专著论文常常放在他们的桌旁、枕边――因为这有用。
早在1961年发表的《汉语研究工作者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吕叔湘就指出 “语言文字教学的研究也是语言研究工作份内的事情。”比如,上一节中所提到的相关文稿吧,虽然不都是因教学问题而作,但是在他给《光明日报・语言文字》专刊的这些稿件中,却随时有关于教学问题的经典论述。这些论述,常常被一些基础教育工作者在教学中引征。有的,例如《“偃旗息鼓”和“圆满结束”》那篇精粹小文章吧,就已收入教材,成了广大教师和学生们丰富语文知识、养成语文素质的宝贵滋养。不仅如此,1986年2月18日,吕叔湘还在专刊发表了题为《新的和旧的语文教学》的文章,专门讨论与基础教育息息相关的语文教学。在对比了新旧语文教学法的各自利弊之后,他指出 旧的教法“不能适应我们这个新时代”,提出“语文教育要不失时机地、全面地发展儿童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强调“要不失时机地发展儿童的智力,丰富他们的知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儿童早期语文教育”。
学习吕叔湘那些并非为教学而写的稿件,我们会感到其中对于语文教学的关注和议论是一种文章中的自然延伸,而不是一种刻意的用笔,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 他,是将语文教学的研究融入了自己语言研究的思维意识之中了。
还是在1961年的那篇文章中,他就曾指出 “我们研究语言是为了更好地学习和使用语言,那就不容许忽视语言文字的教学问题。”他批评“有些高等学校的语文系不仅不愿意把语文学习问题列入科学研究计划,甚至不设语文教学的课程”,他号召语言学家“在原则问题上给从事实际教学的同志以帮助”,“协助教学工作者进行实验,证明新的教学法的优越性,把它在广大教师中推广开来。”
可惜,许多年来,吕叔湘关于语言学家要关注语文教学的重要思想,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一些人,不仅不去响应他的号召,甚至还沾沾自喜在书斋中的“冷板凳”上
我以为,“冷板凳”不是不能坐,但不能坐“死”。作为大师的吕叔湘当然也坐“冷板凳”。没有他那“冷板凳”之坐,怎么会有我们面前这洋洋乎千百万言的《吕叔湘全集》 但是,他的板凳并未坐“死”,而是坐得“活” 他的“冷板凳”就像带着两个轮子,时而在书斋,时而在基层，时而在研究所,时而在偏远地区的乡村中学,甚至小学的语文课堂上。作为一位杰出语言学家,他虽然总是说“我没有教过语文”,但他却同时成了我们可以从之获得许多滋养的杰出的语文教育家。
这一切,连同他关于语文研究和应用的思想,都当引得我们深长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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