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庚（1911－2003）湖南长沙人。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文联第七届荣誉委员,出版《戏曲艺术论》、《张庚文录》（七卷
,主编《中国戏曲通史》
、《中国戏曲通论》、《中国戏曲志》、《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卷》等,多次获得全国性理论论著奖和图书奖。
生养我者，父母也。培育我者，人民也。塑造我者，社会也。引领我者，师长也。曾经引领过我的师长不少，其中令我终生难忘的则是张庚老师。
稍有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个人的历史主要由自己来书写，个人的命运主要靠自己来主宰。但必须承认，在人生征途中，有时候“贵人”的发现、引领、提携、帮助也是十分要紧的，往往会对一个人的人生历程和人生状态产生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张庚老师就是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贵人”。
我既非书香门第，又非梨园世家，乃是来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40年前，我身穿粗布衣，足蹬千层布底鞋，从微山湖畔的小沛，来到首都，跨进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门坎。大学毕业时，正赶上风云变幻的扭曲时代，历尽艰辛，几经曲折，竟阴差阳错地与戏曲艺术结缘。
开始，我对戏曲艺术几乎是一无所知，地地道道一个门外汉。是以张庚老师、郭汉城老师为首的一批戏剧家创办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对我进行了戏曲艺术的启蒙教育和入门操练，逐渐培养了我对戏曲艺术的兴趣。
攻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是四口之家。我带着四岁的女儿，来北京苦读。我爱人带着刚满百日的生病的儿子，在外地教书。两地分居，生活拮据，其中的酸辛苦楚，实在是难以尽述……家庭的重担，学习的紧迫，使得我的精神和体力都出现了“透支”：眼窝深陷，颧骨高耸，面带菜色，精疲力尽。张庚老师看在眼里，同情在心头，深情地题赠宋诗一首：
耕犁百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
但愿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后来，在我最为困难的时候，张庚老师还曾让女儿安谷给我捎去一封短信，信中写道：听说你的情况，我的心情有些沉重。不光是对你，而且是对一辈知识分子的处境……现在坎坷辛酸，但今后学有所成，回忆起来，会觉得很有意义……
正是张庚老师的理解与慰藉、鼓舞和鞭策，给了我坚持下来的信心和力量。
张庚老师的心是与我们相通的。他从青年时代起，“为追求革命而追求戏剧”（张庚语），始终不渝地以继承、发展、振兴民族的戏曲事业为己任。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的探索，凭借着锲而不舍的追求，建构了独具风采、自成一家的戏剧学理论体系。凭借着自己的道德文章和运筹组织之功,培桃育李，惨淡经营，推动戏剧事业的发展。张庚集戏剧理论家、戏剧活动家、戏剧教育家于一身，被誉为“现代戏曲学的基础工程师”。
张庚老师桃李满园，弟子济济，我和孟繁树兄可以说是他的“关门弟子”。不过，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我未能一直坚守在戏曲阵地第一线，总是若即若离地“曲线救国”，单打独斗地进行“游击运动战”。
张庚老师曾为此深深地惋惜，他一方面告诫我：“人生苦短，精力有限，如不能一以贯之，专心致志，恐怕很难有所建树。”一方面又鼓励我：“树挪死，人挪活，只要你有恒心，不论到什么新的岗位，也都可以继续你的事业。”还特别嘱咐我“到普通大学开辟戏曲艺术的阵地！扩大戏曲艺术的影响！培养戏曲艺术的知音！”
多么开明宽厚的长者，多么善解人意的恩师！多么开阔的胸怀，多么豁达的态度！又是张庚老师的理解和指点，荡去我心头的孤寂和落寞……
我最后一次见到张庚老师是在“非典”的阴影刚刚褪去的2003年的6月，我陪丛兆桓先生前往崇文门西河沿看望张庚老师，并向他汇报中国昆剧研究会的工作。顺便呈上我和秦华生主编的《北京戏剧通史》（三卷本）。那天，张庚老师一再叮嘱我说：“你应该争取带几个研究生，订个长远的计划，搞出更有分量的成果！”
没想到，时隔不久，就传来张庚老师住院的消息。当我赶到协和医院探视时，张庚老师已经昏迷不醒。从张玮老师（张庚老师的爱人）的哽咽声中得知，由于视力不断下降，无法看书、写字和观摩，张庚老师心中十分苦恼。所以，才不顾家人的劝阻，急于住进医院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入院时，张庚老师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非常好，手术也做得相当成功；谁料到“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术后突然爆发了脑动脉出血，病情异常凶险……终因医治无效，“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张庚老师，带着无限的遗憾、无尽的憧憬，驾鹤西去……
一直关心着我、惦记着我的人走了！一直对我寄予厚望的人走了！在无限的悲痛中，张庚老师那视戏曲艺术如生命，始终如一、生死以之的痴情与执着，既令我惭愧，令我敬佩；又像火种一样点燃了我胸中的激情，照亮了我脚下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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