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之交，许多关注中国哲学与文化发展的学者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作了系统地总结与回顾，在此基础上还进行了一些前瞻性的思考。无疑，这对中国哲学与文化的未来发展是十分有益的。笔者认为，从中西文化交流、融会的角度看，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大致上存在如下三种模式。
一、“
本土化”的研究模式
该研究模式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学科最早的研究模式。其最显著特点是：基本延用传统的治学观念和方法，“以中释中”，反对以西方研究哲学史的观念和方法治学。持此模式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代表人物有陈黼宸、陈汉章、马叙伦和钟泰。
陈黼宸是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他是晚清的进步人士，但在治中国哲学史的观念上，却远不及并世学者章太炎、梁启超和王国维。从他讲中国哲学史的三部讲义（《诸子哲学》、《老子发微》、《中国哲学史》）看，基本上采用的是经典注疏的方式，在治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陈汉章是晚清国学家俞樾和黄以周的弟子，旧学知识勘称渊博，有“两脚书橱”之美称。他讲中国哲学史的路数和陈黼宸如出一辙。同时，他嘲笑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书名之“不通”，认为：哲学史本来就是一个大纲，胡适的《大纲》岂不成了大纲的大纲了？所以，冯友兰认为，这两位陈先生的错误在于“将哲学与哲学史混为一谈”。与他们二人同时担任中国哲学史教席的还有陈黼宸的学生马叙伦，他讲宋明哲学基本延用《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的讲法。
在上述三人之后，持此模式研究中国哲学的还有钟泰，他认为“中西学术，各有统系，强为比附，转失本真。……近人影响牵扯之谈，多为葛藤，不敢妄和。”不可否认，这种论调，在现在的学人当中，也有一定的市场。然而，采用此模式研究中国哲学史，也有很明显的不足，那就是不能很好地把握中国哲学的特点。而且，与中国哲学研究近代化的要求也背道而驰。所以，它必将受到新的研究模式的挑战。
二、“西方化”的研究模式
第二种研究模式可以称为“西方化”的研究模式。该模式的突出特点是：“以西释中”，即参照、借鉴西方学者研究哲学的观念和方法，运用西方哲学史的框架和模式来整理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料。该模式的创始者和代表人物为胡适。而且，最能体现该研究模式特点的著作就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在该书导言中曾指出：“我们若想贯通整理中国哲学史的史料，不可不借用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他还坦言，自己所用的比较参证的材料便是西洋的哲学。如所周知，胡适是以实用主义哲学为根据来检视中国哲学发展的。
由胡适所开创的具有“西方化”色彩的研究模式，在上个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对于胡适所开创的这一研究模式的积极意义，冯友兰先生认为他“确实为中国古代哲学空的实质系统加上了一个形式系统。虽然其所加未必全对，但在中国学术界，则是别开生面的。”
需要指出的是，采用此模式研究中国哲学史也有亟待克服的限制。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对中国哲学的民族特色关照不够。这是因为，该研究模式关注的是哲学的共性，而且，还往往把作为殊相之一的西方哲学看成是哲学的共相。因此，用这种方式对中国哲学所做的解释和阐发难免产生圆凿方枘、走样变形的情况。因此，该研究模式必将为更高明的研究模式所代替。
三、“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
据上可知，“本土化”的研究模式和“西方化”的研究模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限制。因此，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结合中西研究观念、方法之优长，创立一种“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事实上，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研究模式。其特点是：不反对参照、借鉴西方哲学史研究的观念和方法，同时还提倡在研究中兼顾中国哲学本土的特殊性。此一模式，始自梁启超。梁氏晚年在纠正胡氏研究路数偏失的过程中已初步孕育了这一思路。此后，冯友兰、张岱年又将梁氏观点加以光大发挥，成为“中西结合”研究模式的杰出代表。
在中国，冯友兰的名字是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先后写过四部大小不同的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和民族化立下了汗马功劳。冯友兰较好地处理了中国哲学研究的近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他的研究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作，都是在借鉴西方研究观念和方法的同时，对中国哲学的自身特点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
张岱年是“中西结合”研究模式的集大成者。张氏所谓的“西”包括辩证唯物论和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早在其30年代的名作《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张氏便申明：他对中国哲学问题的研究，虽然参照了西哲学，但并不是用西方哲学的框架模式去套中国哲学，而是试图发现中国哲学固有的问题。因此，他在研究中对西方哲学的观念和范畴都做了相应的修正和改造。五、六十年代，他在研究张载、王船山以及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史方面也都遵循了“中西结合”的研究理路。在80年代初期，张氏对于“中西结合”研究模式又加以充实和深化。其主要观点有：一、中国关于宇宙人生的学问可不可以称之为哲学，关键在于对哲学如何认识。二，中西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相同，然而在对象范围以及在诸学术的位置上，则大体相当。三，中国哲学有自己的民族特点，但只是相对的。张氏为何有如此高明之识见，在笔者看来，主要得力于他的“综合创新”的文化观。
四、几点思考
一，20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三种模式，都代表着一种文化观。本文所论及的三种研究模式，不过是20世纪三大文化派别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表现。
二，“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是较为合理的研究模式。因此，作为新世纪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应该具备更广阔的世界哲学的视野，走“中西结合”的研究道路。
三，虽然“中西结合”的研究模式是较合理的研究模式，但它并不否定其他两种研究模式的存在，“本土化”的研究模式仍然可以发挥作用，“西方化”的研究模式更是可以继续促进中国哲学研究进一步深入。新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坚持多元的发展方向。惟有如此，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哲学史研究事业的进步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