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夏秋甫交，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芳菲苑内清凉如水，全国124所名校校长在此落座，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一流大脑在这里倾听、思索、提问、总结。外国同行们在结束主题发言之后与中国校长们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交流。在以往几天中，校长们向国外一流大学的同行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交流领导经验，探索
大学的发展战略与规划
陈章良（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您通过对中、英、美三个国家大学系统的比较，能否判断中国的大学目前面临哪些问题？中国的大学要成为一流大学，要解决那些问题，如何配置资源？
理查德（英国剑桥大学校长）：中国的大学目前正飞速发展，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相对应，这可使中国有更多的大学成为一流。不过，不需要和不可能使所有的大学都变成一流大学。在美国，一个州有一所旗舰大学就可以，其他的大学则都有自己的目标定位。如何把资源利用到更需要的地方这很重要，但更需要考虑的是整体性战略问题，要使不同大学承担不同的职能。
卡诺依 斯坦福大学教育经济学教授 ：大学如何选择发展战略取决于大学自身的特点和类型。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考察大学。一是要考察大学是处于国家历史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二是要考察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对大学产生了什么影响。比如，美国的国情、经济发展与中国非常不同，经验是不能照搬的。
张信刚（香港城市大学校长）：任何一个国家的大学都有水平高低、影响大小之分，那么高校之间这种垂直性的差别是否应该由某个权威部门给予规定，还是应该是自然竞争的结果？
莱温（美国耶鲁大学校长）：在一个国家中，大学本身的确是分层次的。比如在美国，3000多所大学中只有300所左右是研究型大学。还有很多属于普通本科学校，或者是两年制学院。这种格局主要是长期市场作用的结果。对于社会来说，有多种多样的大学是好事，可以让学生有多种选择。我认为，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多样化也是有益的。
王建磐（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日本正在推动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请问“法人化”前后，国立大学办学自主权有哪些变化，同时办学的环境和相关自主权有哪些变化？
白井克彦（日本早稻田大学校长）：关于日本大学实行法人化，坦率的说目前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体制上虽然独立了，但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果有变化至少还要花5年以上的时间。5年后政府可以通过评估改变学校预算，这样文部科学省有可能加大了对学校的控制权。也许5年后大学的学术自由将面临严峻的形势。
校长素质与领导艺术
章新胜（教育部副部长）：您的经历中最大的一个特点是在就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前没有有做过大学管理者。请问大学请您做校长主要是基于什么考虑？
戴维斯（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近年来，英国一些顶尖级大学聘用高层领导者，确实采取了一些与过去不同的做法。他们从国外或企业招聘领导者。这说明学校的管理机构在发生变化，人们认识到，需要专业管理人才管理大学。我认为这是英国大学的一个发展趋势。陈章良：能否根据您的经历，总结出今天的大学校长应具备哪几种最重要的领导才能？
莱温：我认为作为一位优秀的校长，应该具备以下领导素质：能够提出一个远景，并很好地传达给他的同事；能够制定远大而又能实现的目标；能够腾出足够的时间集中完成主要的战略任务；敢于冒险；不要为初次失败所阻挠，好的主意需要第二次尝试；知道什么时候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什么时候采取自下而上的方式；选择强有力的部门领导，并给他们充分的自由让他们自己去创造。
中国大学校长在提问
经费的来源和使用
王生洪（复旦大学校长）：作为一所国际化大学，伦敦经济学院如何制定学费政策？
戴维斯：我们不是赢利组织，财务政策的原则是保持收支平衡。我们每年有4％的赢利，全部都用于学校事业的扩展。学费标准主要根据不同课程、专业的市场需求以及学生毕业后从事的行业的工资高低来决定。还要考虑市场的承受力。
姜澄宇（西北工业大学校长）：如何建立公平公正的高等教育经费体制，高等教育是否可以按市场法则行事？按市场法则，不同标准的学校收费标准应有所不同，而现在是倒过来；水平低的收费高，水平高的反而收费不高。
卡诺依：我不同意一个大学完全由市场来控制，大学不应该由市场来左右。大学不可能摆脱市场的影响，但不应完全由市场左右运营。在中国，大学的收费是非常平均的，北京大学是著名的好大学，如果与一些大学相比，北京大学的需求要高得多。假如北京大学能够提高学费，政府就可以减少对他们的补贴,有助于社会的进一步公平，对掏不起学费的好学生政府可以通过贷款帮助他们。
管理机制
钟秉林（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大学校长的角色不能等同于公司总裁、总经理。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是体现在学术成果、人才培养等方面。请问，你在任校长期间，是怎样认识和理解学术权利和行政权利的关系？怎样处理学术行为和行政行为之间的关系？
莱温：大学与公司最根本的差别在于大学作为一个学术组织，其权利的分配和公司的权利分配不同。大学主要的权利是集中在教职员工身上。大学的行政管理只不过是起辅助作用。在管理大学时，其目的不是赚钱，但是我们也要保证不能亏钱。在大学行政管理方面，我们的作用是为教师提供条件，让他们的教学与科研更有成果，是为整个教学和科研工作服务。如果这样来看，大学的行政管理和学术不会冲突，学术应占主导地位是大学最主要的目的，而行政是辅助的。
谈振辉（北京交通大学校长）：您在演讲中提到一个观点，即校长要把握好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推动变革的关系。在我看来，学校管理中的自上而下主要是行政管理，而自下而上主要是学术管理，当二者出现矛盾时应该如何处理？如何把握好其中的度？
莱温：以耶鲁大学教师聘任为例，给定聘任名额是自上而下的，而具体推荐过程是自下而上的，主要是通过教师聘任委员会来考察决定的。如果实践证明人选推荐错了，那么直接受指责的是系主任、院长，而不是校长。但是，如果教师聘任工作屡次出错，就会影响到学校的整体办学质量，这时受指责的就会是校长了。
程耿东（大连理工大学校长）：如何看待对大学教学的评估？
理查德：评估教学是否成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如果问一个学生某门课的教学情况，他在毕业前后不同时期可能会给出不同的回答。毕业生在社会和工作岗位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实际都与在学校中的教学有关。现在的评估有一个官僚化的倾向，需要引起关注。另外，不同的学生在学习效果方面的差异，可能来自许多不同的方面。不同的学生在相同的学习条件下可能表现出不同的学习效果，并表现出对同一教学方式的不同适用性，这主要是由学生本人的因素造成的。评估要考虑到这方面的复杂性。
教师的评价、使用、流动机制
纪宝成（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美国大学中教授的流动有什么特点？
莱温：美国大学之间有很多竞争，教授的流动性很大，所以现在美国大学要花很多时间留住自己的教师,同时吸引其他学校的优秀人才。从战略的角度说，我觉得应该注意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可能显得更重要：大家往往都去追逐那些顶级的教授，并给予高薪，但实际上也有些人有杰出的才能，但却处于较低的职位。另外，在招聘教师时，学校往往要给予很多优惠，条件比本校原有同一层次的教师要高得多，这里有个公平性问题。
朱清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剑桥大学是如何看待和解决人才流失问题的？
理查德：在英国这是一个令人忧虑的问题，确实有不少的人才流到美国等地，但剑桥与其他的院校也有人才的相互流动。剑桥大学目前日益重视改善适合年轻人发展的条件和设施，包括积极为他们创造高科技产业成果转化的机会。总之，剑桥正致力于通过有力措施吸引优秀人才。
纪宝成：在我们学校存在这样的情况，增加一个人容易，减少一个人困难。耶鲁大学在裁减教授时有什么机制与程序？
莱温：对于终身教授，学术不能解聘。但如果有空的教授位置，学校可以转移到其他学院。另外，还可以通过财政方式即通过缩小预算，来减少某个学院的教授名额。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来讲，招聘教师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尤其在招聘固定员工时，标准特别高。一般学校要与年轻员工签订三年合同，大部分人在完成三年合同后就要离开学校，不能续签。
王洪瑞（河北大学校长）：耶鲁大学怎样保证那些评上终身教授后的教师继续保持工作动力？
莱温：终身教授制度最佳的适用环境是那些竞争力最强的大学。在耶鲁等一流大学，拿到终身教授就不努力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因为教授们已经养成了努力的习惯。但那种评上终身教职就松懈的情况在一些州立大学也是存在的。
程伟（辽宁大学校长）：作为一名大学校长，面对人才流失时，请问您采取的是什么办法？
萨多夫尼奇（国立莫斯科大学校长）：人才的流失是无法阻止的，所有国家都有这种现象。我们积极创造必要条件，寻求平衡，确保有好的学术流派，以便挽留想出国的学者和专家。具体采取以下三方面的措施：一是给研究生的奖学金额与国外的奖学金额基本持平，学生经过竞争得到奖学金，也许就不出国而在本国接受教育了；二是给青年学者提供住房；三是加强各学科之间的交叉研究，青年学者喜欢在交叉学科中进行研究并努力取得成果。
本科生的培养问题
宋乃庆（西南师范大学校长）：国立莫斯科大如何在本科教育中实施通识教育？
萨多夫尼奇：基础教育是非常重要的。莫大有一个原则，就是坚持在前三年教大学生基础知识，其涉及面很广，包括自然科学教育、人文科学教育，第四年和第五年再开始专业化，这种模式可以培养高质量的专家。首先进行基础教育，然后在基础教育的基础上进行专业化教育，如果专业化的教育开始太早，将导致受教育者不会有很好的发展前途。
张端品（华中农业大学校长）：请介绍哥伦比亚大学是如何采取措施来保证本科学生也能够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
伯林格（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哥伦比亚大学本科生比例非常低，只有5000人。对于本科教学，其他大学一般给学生很大的自由选课。但哥伦比亚大学不同，本科生前两年的学习基本是严格固定的，学生必须学习核心课程。这些核心课程主要是一些经典的课程，包括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柏拉图等经典巨作。核心课程采取20多人团队的共同学习方式，教员在教经典课程的同时，全球化问题也应该在教学中有所反映，但是做得还不够。另一个措施是为本科生提供研究机会，与教师合作进行研究。这是一种趋势。我认为大学应该扩大留学计划，学生们更多注重西方问题，我们正在考虑改变这种状态，扩大视野。
跨学科研究与科技创新平台
朱清时：目前中国大学办学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很多学校都在追求学科的交叉融合，这与把学校办成综合性大学有没有必然联系？一般认为，有规模才会有效益，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莱温：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是不是所有的大学都应变成综合性大学也是我们思考的问题。毕竟现在很多有竞争力的大学都是综合性的。但是也有一些专业性的学校，如伦敦经济学院以及中国的某些学校，他们规模不大，也不是综合性的，但一样可以办出很高的水平，实现某些学科的交叉融合。我不反对高校朝综合方向的改革，为学生提供更多课程，但是也要考虑专业的社会适应性。
招生规模的扩大可以带来更多的财源，这样会产生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但是与此同时也会对质量形成挑战。规模必须要与教师队伍及设施、设备状况相匹配，必须重视教员队伍数量及其质量的提高。
段宝岩（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在科学研究方面，早稻田大学实行项目研究所制度，目前早稻田大学有136个项目研究所，那么成立项目研究所的标准是什么，管理是否是动态的，是否可以随时被取消，项目研究所成立前期，早稻田大学在经费上是否给予支持？
白井克彦：早稻田大学教师组成的研究所没有固定的标准，3人以上如果提出了研究题目和简单的研究计划，得到相关委员会的同意即可成立。研究所的期限一般为2到3年，课题结束之后会自动取消。还没有在研究所期限内取消研究所的先例。另外，研究报告要公开、要评估。如果要成立研究所，首先个人出资最低2万日元作为研究所的启动经费，在研究所建立之后，从企业争取经费，或向国家、政府申请课题获得经费。另外，在教学方面也可以这样做，允许教师自由组合，提出教学课题，早稻田大学有一半以上的教师是这样做的。
程耿东：成立项目研究所或教学组织对教师有什么好处，学校给他们怎样的支持？
白井克彦：有的可以跨系，有的也可以不跨系，没有限制，研究所有自己的人事审批权，可以聘用外校或外国人，但大学不给钱，往往这样的研究或教学很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研究所的研究成果要反馈于学校，服务于学校。
钱旭红（华东理工大学校长）：日本的科研体制被认为是等级森严的模式，不利于创造性思想的发挥，但最近几年日本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有了长足的进步，一些领域获得了诺贝尔奖，如何解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白井克彦：日本的科技研究基本上在高科技领域，是在世界级水平上进行的。另外和聘用教员的结构也有关系，早稻田大学招聘的教师不一定限定于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毕业生在早稻田大学工作的也有很多，但如果只是留本校毕业生开展研究是很难的。聘用教师是对他们综合能力的评价。再则，在日本有很多教师联合起来进行研究，合作建立研究所，集体攻关，这样更容易出成果。
莫礼时（香港教育学院院长）：您在领导大学过程中采取什么措施，切实激励突破传统界限去进行跨学科的研究？
伯林格：作为校长，我还没有做到这点。但现在哥伦比亚大学已经开始讨论变革，其中还邀请外面的专家参与。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如何，但我们采取了鼓励年轻人去做的方法，教授指导年轻的博士生，指导他们怎么样进行研究，告诉他们学科进一步的发展趋向，鼓励他们用全新方式进行研究，可以奖励学分，请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上课等。
万钢（同济大学校长）：大学科研需要一种自由的氛围，教授们习惯按照自己的判断来自由研究。而今天随着社会的发展，有一些战略性的研究项目，需要大的团队合作研究。作为校长，我们要引导教授们来从事这种研究。以您的经验，应该怎样帮助教授们克服心理障碍，进入研究团队？
莱温：这是一个大学都面临的重要问题。科学在不断发展，总是有一些新的领域需要跨学科的合作才能发展下去。怎样把各种力量组合起来？也许需要有个研究中心，由中心主任或项目主任牵头。这听起来简单，实践中却比较困难。除院系之外，可能还需要另外一套组织系统。如何把不同学科联合起来，这对我们也还是个问题。
科技企业与成果转化
程耿东：在知识经济中，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要求。请问斯坦福大学对在校教师将成果转化为产品的鼓励还是反对，在贵校这种情况多不多？学校自己有没有办企业，如果有与学校是什么关系？学校如何趋利避害
卡诺依：大学不是企业，斯坦福大学没有办企业。大学对社会的贡献主要是通过他所培养的高素质人才，而不是自己去办企业搞钱。在美国，主要的优秀的大学都没有经营企业的。斯坦福是作研究最好的学校，许多成果是可能卖的，有专利，但这方面的收入非常小。有些教师搞咨询，但学校对时间有限制，不允许无限制搞咨询。学校不是做生意组织。但是在美国，许多大公司都有很强的科技研发能力。
朱崇实（厦门大学校长）：在柏林工业大学，科技园占什么地位？是否是法人？与大学是什么关系？其经营状况如何？
库茨勒（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校长）：在德国，科技园是独立的机构，不附属于大学。而且科技园中的企业也是独立的，科技园就如同是提供基础设施的组织。大学的毕业生或校友在科技园中建立企业，可以联系原来的教授或老师来帮助他开发产品。在最初的公司内，学生在教授指导下工作，当他们的成果能够转化为产品时，就可以进入科技园。这时，公司就从大学独立出来。5年后，所有的这些公司必须离开科技园到其他地方去发展，为新的创业人员提供空间和机会。
钱旭红：教授是否可以参与公司的运行及经营管理？如果是，如何处理教学、研究和公司管理之间的关系？
库茨勒：在柏林工业大学，每个教授在承担教学责任的同时，都有权利去参与公司的运营管理，但一周不得超过一天的时间。教授不许担任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教授在无法兼顾公司声誉和教授业务时，会提出放弃教授职位。到目前为止，尚无教授毫无理由耽误学校工作而在公司工作超过一天的现象发生，如果有，我就会说服他担任兼职教授，并减少他的工资。
大学的国际化
周祖德（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如何正确看待大学的国际化，大学的国际化是否适合用一些指标来衡量？
理查德：我们确实需要对“国际化”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对于中国的大学而言，英语水平高不高、留学生有多少，这不能成为衡量大学国际化的最重要指标。国际化应体现在多元的文化和能与国际接轨的教学、科研的有效组织上，国际化的核心是对学生经验和素质的发展具有更好的促进作用。
中外大学之间的交流
周济（教育部部长）：我们注意到莱温教授对于耶鲁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之间的交流和合作非常重视，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想听一听您关于耶鲁大学和中国高等教育交流与合作的远景。
莱温：耶鲁大学希望增加来自国外学生的比例，进一步丰富我们和国际问题相关的课程。大学为什么要实现国际化？一个重要的理由，是这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丰富的教育环境，使他们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世界。校园内有很多国际学生，就可以为所有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环境，使学生有更多机会从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身上学习。现在世界上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我们需要从彼此的合作中受益。
万钢：中俄两国相邻，50年代我们派出很多人到前苏联接受教育，改革开放后也派出留学生到贵国学习，但是俄罗斯到中国学习的人很少而到西方学习的多，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如何可以改变这种局面？
萨多夫尼奇：目前莫大有2000多中国学生，大多是自费学习，也有部分是高校之间相互交换。至于我们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暂时可能还是较少，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们对欧洲语言非常熟悉，因此更容易到欧洲学习。而且，这也与各国的宣传有很大关系，现在信息交流还不太畅通，有人担心语言问题，也有人担心别的问题。但我相信四五年后，我们会有更多的学生到中国来学习，双方互派留学生的数量将会持平。
周其凤（吉林大学校长）：现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大学都在学美国的哈佛、耶鲁，剑桥与美国的大学有哪些相互的交流与学习？
理查德：美国有两千多所大学，哈佛只是其中的一所，多样性是美国大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值得学习。从耶鲁那里，我们学到了资金筹措、财务管理的有关经验，包括获得募捐，以及“给予”的艺术。剑桥与MIT也有教学上的交流与合作，双方从对方那里获得了一些有益的经验。
戴炜栋（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你认为中国留学生有些什么优缺点？戴维斯：中国学生在数学方面很好，在英文写作方面有些问题。他们不善于讨论、提问、挑战他人。男学生似乎比女学生适应快。
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
章新胜：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是美国的两个并行系统，伯林格教授有很好的经历，在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都担任过校长，并且都很成功，教授认为二者的主要不同之处是什么？
伯林格 美国公立与私立两个教育系统并存。他们力量相当竞争激烈。就学术自由的角度看，政府会干预公立大学的管理，这种干预如果限制了学术自由，学术发展水平就存在危险。公立大学受政府控制过于严密，教授会说政府限制了他们的手脚，他们没有办法去与私立大学竞争。这样，公立大学的状况是削弱了竞争力，进而使政府更加强烈地保护他。美国私立大学就很自由，与州政府关系少，学术自由空间很大。但是私立大学有另一种倾向：太自由，他很少能够为公众服务，在这方面就应该向公立大学学习。大学教授是具有高度独立性的个人，有时候和很难真正组织到一起。有时候需要组织他们为公众利益服务，事实上很难做到。校长在两类学校的行为也不一样。例如，美国宪法中可以直接管到公立大学，但对私立大学没有相应规定。
本版摄影 魏德运 本版 编辑刘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