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语云：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当我们发现评论图书馆的文章多出于图书馆人之手时，就不禁觉得局外人所作的图书馆报告的格外珍贵。

　　在国家图书馆地方志家谱文献中心所藏民国间抄本《游记 丛抄》中，有一篇署名我一的《京华游览记·京师图书馆》，介绍了1912年间作者眼中的京师图书馆。作者我一，真实姓名为庄俞，我一为其号。庄俞，字伯俞，一作百俞，上海商务印书馆早期成员，主要编辑国文课本。他后来是否供职图书馆，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当时必定在图书馆之外。所以，他写这篇关于京师图书馆的游记，完全是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图书馆外的评论者，还因为他的确发现了许多为图书馆自身所无法洞察或不愿说出的情况。

　　筹建于1909年的京师图书馆于1912年正式对外开放，其兴盛与窳败一时成了广大士子关注的焦点。身处人文荟萃的江南之地的庄俞先生，从当时由京师而归的游客口中，已听闻了若干有关京师图书馆的消息，他在当年7月14日由京师图书馆馆长江瀚引导参观了京师图书馆后，便将所闻与所见集汇而成了这篇游记文章。

　　文章主要介绍了有关京师图书馆的藏书状况和工作情形，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民国之初办馆经费之拮据、房屋之简陋以及官气之浓与服务功能之低下。作为一个事实上的国家图书馆，政府每月仅拨付五百金的运转经费，并且只能在为数甚少的卑狭而简陋的房间里藏书并办公，这反映了当时民国政府对图书文化事业的不够重视或国家力量之空前微薄；不设阅览室以接待读者，这除了体现图书馆物质条件的低劣，还说明当时政府尚未将民众的启智教育事业纳入议事日程；而官气之浓厚，则透露出封建旧习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刻渗透。

　　针对当时中国图书馆发展的现状，作者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感慨与建议。

　　首先关于建立图书馆之意义，他在开篇即言：“闻之文明国各都市，必有图书馆以供国民之研考或暇时之审览，为教育上一大事业也。”只此一句，就反映了社会对于图书馆之渴求与期望，这比政府的诏御和图书馆自己的宣言更能体现图书馆的地位和价值。

　　对于中国历史上图书馆的发展情况，作者认为“我国之有图书馆，由来已久”，只是由于旧时的“士子困于帖括，不遑及此”，所以图书馆的作用并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说法比笼统地讲读书人无缘观书更为全面，也反映了图书馆功能实现的双向互动要求。

　　关于图书馆之藏书，作者指出从汉代的天禄石渠到清代的四库，所收藏之典籍皆“偏于古而略于今，不合进化之时世，致成天然淘汰”，而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包括京师图书馆，依然未能有效地改变这种状况，因此，作者非常郑重地告诫图书馆界：“要当古今并重，好自经营”，以避免“重蹈前辙”。

　　关于京师图书馆“不设观览室，不见观览人，入门则隶役慢客，入室则官气犹浓”的诸多弊端，作者虽然寄希望于馆长江瀚先生的改革，但两组骈体句式的出现，即流露出作者对此现象的刻骨认识，亦反映了他对改革这些弊端可行程度的怀疑和担忧。

　　可以看出，作者对于当时的京师图书馆既充满了热切的希望，又流露出深深的遗憾和不满，而且这些遗憾与不满也正中图书馆的弊端痼疾，是促使图书馆健康发展的宝贵针石。所以，对这样一篇寻常的游记作品，我们绝不可以寻常之心待之。

　　这篇游记之可贵，不仅在于它从旁观者的角度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而且所提出的问题在今天依然存在，仍然是图书馆自己需要继续努力的事情。比如图书馆的经费问题、馆舍问题、藏书问题、服务态度与水平问题，我们今天的哪一家图书馆敢毫不犹豫地说已经全部妥善解决了呢？我一先生在文中提到了两件关于图书馆藏书的趣事，其中之一是由江瀚亲口介绍的：曾经有京师图书馆的某职员去内阁大库取书，看到一个用锦缎包裹的木箱，以为是什么精致宝贵的书籍，等到层层打开后，竟然发现是一付颅骨。我一先生在文中是将其当作笑谈来叙述的，但我们却一点也笑不起来。这与其说是最终露面的“宝物”让人感到恐惧，还不如说是其中所暴露的藏书机构对自己家底的生疏更令人担忧。尽管这个事件发生在政府衙门而不是图书馆，但它给予图书馆的警示是非常深刻的。我们今天的大多数图书馆都在为馆藏不足而焦虑，但当有人问起馆藏状况时，我们除了讲出几个笼统的数字，又能对藏书的具体特征做什么描述呢？而这种生疏和模糊，又会给图书馆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所以我一先生的这篇游记，我们不仅应该看作局外人对图书馆的敏锐觉察，而且也可以当作今天人对今天的图书馆的现实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