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革命带给现代社会的不只是物质财富上的丰富，在精神文化方面同样以惊人的成就展示出现代社会特有的风采。在古典文学研究方面，《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之光盘版以及包括《二十四史》、《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在内的《国学宝典》光盘检索系统，为二十一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检索
但是，光盘检索能替代阅读吗？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就其本身而言，数据库检索系统尚有许多未能尽如人意之处，甚至可以说有二个“硬伤”。一、系统有时会出现“链接脱落”的现象，也就是说输入一定的词条，但检索结果并不一定能够显示全部含有此词条的相关内容。这一缺陷毫无疑问会影响到统计结果的可信度。二、《国学宝典》很多地方标点错乱，并且没有注明所用的版本。此外，就检索范围来说，《四库全书》、《四部丛刊》以及《国学宝典》所容纳的文献量虽然浩大，但新近的各种发现和地下出土资料，比如敦煌文献以及各种墓志等并不是这几张光盘所能囊括的。
与“硬伤”相对，更重要的是由于个人知识的局限以及一味依赖检索所造成的“软伤”。其一、要尽可能地检索较为完备的结果，不仅要熟悉同一内涵的不同概念指称，还应熟悉所检索的对象的发展衍变。否则很难检索到较为完备的结果。其二、过于依赖检索系统会逐渐滋长我们的隋性。数字检索在方便之余也逐渐吞噬我们的思维。好的学术在于敏锐的学术眼光和问题意识，而学术眼光与问题意识都只能在阅读大量的原始文献中逐渐培养。我们说，为人须“求同存异”，为文则要“求异存同”。问题意识就是从“求异”中培养出来的，而阅读大量的原始文献则是“求异”的基础。
我们说文学研究，其本身是很个性化、私人化的，每个人所从事的研究也并非其他任何人都能替代，因而建造具有个性化和私人化的数据库尤其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古人是怎样建构“数据库”的：我们知道，类书的编纂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上至皇帝下至士子进行创作而创建的“数据库”。创建这种“数据库”，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分类。不同时代的类书自然在分类上有所区别，这正体现了对事物认识的时代性和类书使用的功利性。
同类相归的方法在类书编纂的过程中大致有两种。一是“分条平列”，如《太平御览》，详则详矣，但对于使用者来说很是不便，不易找寻。二是“标题隶事”，最有名的是虞世南的《北堂书钞》。两种方法孰优孰劣，得依据使用者的情况而定。不过，后者对所摘抄的材料进行了简单的加工处理，似乎更接近今天我们所采用的收集材料的方法。
我们举一个直接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先分类再填充的创建“数据库”的方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类书类・白孔六帖提要》引北宋杨亿《谈苑》：“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数十，各题门目，作七层架列斋中，命诸生采集其事类投瓶中，倒取抄录成书。”由于人多手杂，标准不统一，所以杨亿批评《六帖》“故所记时代，多无次序。”白居易的《六帖》之法值得借鉴，但如杨亿所批评的，这种方法较为杂乱，很难有个性化的创见。
如今，计算机的应用确实给古代文学研究创造了新的机遇。我们可以在电脑中依据个人的需要创建各种文件夹，这相当于《北堂书钞》所分的“部”，也相当于白居易的七层架子。在文件夹之中又可以根据需要创建许多文档，这些文档相当于《书钞》的“类”和白居易的“陶家瓶”。在每类之下我们可以精括摘录内容标出小标题，所摘录之内容注明出处。除此之外，要创建私人化和个性化的数据库，应十年如一日，像陶宗仪著《辍耕录》那样，“作劳之暇，每以笔墨自随……遇事肯綮，摘叶书之。”（孙大雅《辍耕录序》）这样的数据库，同样可以检索，比起古人来方便得多。要之，借助光盘版文献创建独具个性的数据库，比只依靠光盘检索系统更为重要。（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