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先生号迦陵，加拿大籍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南开大学文学院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于词学研究，成就卓著。已刊行的词学论著20余种。
迦陵治词成就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重词的美感特质，以直悟配合精析的方法研读历代名家词作，
（一）
早期文人词作大多以写伤春怨别的儿女之情为主。晚唐五代崇尚轻柔艳丽，追求婉媚。“词为艳科”成为词体创作的主流倾向。
面对这些“侧艳”词，叶嘉莹先生在《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唐宋词十七讲》、《诗词的美感》等论著中皆有系统精辟之论。首先，她肯定：“词之为体，要眇宜修。”所谓要眇宜修，系指一种精微细致、富于女性修饰之美的特质。小词之参差错落乃是一种属于女性化之语言，宜于表现低徊宛转的姿致之美。早期艳歌小词中所写的美女，是介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的女性，那脱离了社会伦理现实关系的美和爱，是最富有象喻性质的；当原是属于诗人文士一类的男性作者在叙写女性化情思时，遂往往也于无意中流露了自己内心中的一份失志不偶的哀伤，使得小词特别具含了一种要眇幽微之特美。词的美感特质?即重在一种幽微的言外之意蕴，温柔旖旎的小歌词，若内涵足以引发言外无穷之感发与联想的一种幽隐深微本质，便是“有境界”的优秀好词。她又阐发了“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词的弱德之美”等一连串新论。不仅洞察到历代名家词作幽隐深微本质，还将读者引入了“要眇宜修”的美妙境界。
迦陵以直悟与精析相融的诠释方法，展示了“词之为体如美人”之纯美特色：美的意象词汇，美的声音节奏，靠着诠释的微妙导引，使读者进入美好文学中的境界。倘若将中国古典诗词最精致美好的语言艺术，直接诉诸读者感官，唤来诗艺的馨香，拨动起善美的心灵，岂不正为她所崇“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
对于词中幽隐深微的本质，叶嘉莹先生以温庭筠《菩萨蛮》（小山重叠）为例，说明原本是写女子爱情的词，却无意中把中国士人那种寂寞、不得志的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结合到词里面了，形成一种“双性人格”、“双性意蕴”。肯定了从《花间集》词开始建立起的此种特殊美感风格，也就是从正面肯定了小词中美色与爱情的描叙。
（二）
叶嘉莹先生将西方文艺理论引入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形成了以“兴发感动”为内涵特征的文学批评理论。
所谓“兴发感动”，首在其能有“情动于中”之感受和兴发。此种感发既可以得之于“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的自然感悟，亦可以得之于离合悲欢抚时感事的社会现象。这种感发的生命，“可以不断生长，生生不已地流传下去”。诗词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能使读者透过“文本”的“潜能”，而穿越时空，既与古人的生命和心灵有一种交流和融会，更能因而使自己的存在获得一种超越和提升。
“接受美学”认为，作者之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之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例如南唐中主词：“菡萏香销翠叶残”，因全词所用“菡萏”、“香”、“翠”等名词是更精微、更细致的语言符号，它和现实的日常语言有一个美感的距离，因而有了一种象喻的意味，隐然表现了一种对一切珍贵美好之生命都同时走向了消逝摧伤的哀悼，引起了王国维“众芳芜秽，美人迟暮”的联想。作者凭借颇具象喻的“文化语码”，将文本的潜能传递出来，从而引发了读者更为深广的诠释。作者与读者在“文本”中会合，这种“三维”式创造的乐趣，又与“兴发感动”说有相通之处了。
“现象学”与“意识批评理论”，重视作者主体意识。愈是伟大的作者，愈有某种“基本心态”流露于作品内，体验作品的主体意识（包括显意识与隐意识），永远不容忽视。如屈原、杜甫、东坡、稼轩诸人，表现于作品中的意识即“基本心态”，是与他们自己的胸襟、意志、修养、人格相结合着的生命心魂，具有一种真正伦理价值的诚挚的感发力量。因此，词人的隐意识、心灵及感情所深蕴的本质，造成词特别具有细美幽约的“言外之意”。
迦陵论词引用西方新理论，对中国传统词学不断补足和扩展，发掘、揭示中国古典诗词生生不已的兴发感动力量。实现了古今贯通、西学与中国文学批评之融汇，从而让中国古典诗词，立足“活”的人生、走向世界。
（三）
迦陵论词的鲜明特色，还在于以宏观的学术视野，将词体的孕育产生、不断成长的过程，视为一种“生命”之流，注重在词“史”的发展流变中，探寻词的美感特质，区别出词体演进的阶段性特征。
首先，她把唐宋词分作：晚唐五代宋初“歌辞之词”；苏、辛诸人“诗化之词”；南宋以后“赋化之词”。类别的划分，注重词史发展过程的重大“突破”现象，词由与音乐结合到“突破”音律束缚、逐步“诗化”，演变为一种抒情言志的新体诗篇；词体由小令的兴盛渐变为慢词发达，则“赋化”的慢词又是对于诗学传统表达及写作方式的“突破”。经历了一次一次“突破”，词史的发展呈现出“三大类别”即“三个段落”。
“歌辞之词”，《花间集》中最为特出，更多带有一种婉约纤柔的女性化品质。自温、韦、冯、李这四位词人的作品出现，使一些内容空泛柔靡的词变成了能传达最幽微最隐约最深情的心灵感情品格的意境的文学形式，遂“诗词分疆”。
苏轼“诗化”的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把词作为表达作者“逸怀浩气”的一种新体诗篇。辛弃疾更是把词当作“陶写之具”，以抒发满腔忠愤。然而，迦陵绝非主张“诗词合流”，亦非重“豪放”而轻“婉约”。她尝试将苏、辛为代表的诗化之词分作三种状况：一类是具有诗之美感特质而失去了词之美感特质者，另一类是兼具诗之美感与词之美感者，第三类是纯属铺张叫嚣，既无诗之美感亦无词之美感者。抉示出词在“诗化”以后，仍当以其能保有词之双重意蕴者为美。
最后，迦陵论断，张惠言欲以评赏赋化之词的观点来评赏歌辞之词，不免有牵强比附之失；而王国维则欲以评赏歌辞之词的态度来评赏赋化之词，乃对南宋长调慢词，全然不得其门径之妙。循此，胡适贬抑南宋“词匠的词”之词史观，亦有明显之弊失。
迦陵这些“心通妙悟”式的词学理论，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同时也构筑起超越前人的严整词学体系，“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体大思精，目光贯彻古今中西”，“可谓继静安之后又一次新的开拓”。如此嘉许，迦陵当之无愧。 （本文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