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以王阳明、黄宗羲、朱舜水、万斯同、全祖望等学术大师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文化，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浙东学术文化及其所具有的原创性思维、经世致用、博纳兼容、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品格，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代表性的思想成就之一，是学术大师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些文化巨匠的思想成果，在明清时期曾对宁波的社会发展起过巨大促进作用,在近现代特别是当代对宁波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发挥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本文拟结合宁波改革开放的实践，来思考浙东学术文化思想成果的影响及其时代价值。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构成社会发展的有机整体。一般而言，一定社会的经济决定其文化的性质与水平，而一定时期的文化也是当时经济发展水平的反映。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主体都是社会的人，人的一切活动又都是在思想和意识的支配下进行的，也就是任何一个时代历史活动的主体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在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交织中形成自己的思想和观念，并以此去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一定的文化就是通过主体有意识的活动对经济和社会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而先进的文化对经济的发展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因。我们从这一意义上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宁波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的内在原因，就可以发现历史悠久、内容独特的浙东文化对宁波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二十多年前的宁波，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实条件是非常有限的。宁波地处东南沿海，是战备前线，国家长期没有资本投入，几乎没有大工业基础；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基础薄弱，当时没有一所部属高校和国家级的研究所，高级人才奇缺；港口几乎没有开发，交通更是处于末端，进出极不方便；城市建设也处于落后状态，既没有辐射能力，也没有集聚能力；如此等等，条件实属寻常。而今天，宁波基本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城市综合实力位居全国第20位，城市综合竞争力位居全国城市第10位，市场经济体制已趋于完善。那么，是什么推动了宁波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呢？改革开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无疑是宁波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但这只是外因，是一种各地皆有的普遍现象。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当是内因，这就是长期的浙东文化积淀和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宁波人的努力。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中，当经济基础发生革命性变化之时，文化往往起到一种先导的作用。学术界称这种现象是人类在历史发展中的文化自觉。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的发展再次印证了这一点。
那么，宁波文化以及由这种文化浸润的世代宁波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具有哪些特殊性呢？这种特性又与宁波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呢？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宁波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类型。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文化，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以建于北宋的江南第一楼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始建于汉晋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中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他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及以著名商帮“宁波帮”为代表的儒商文化，还有丰富的宗教文化、海防文化、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等，构成了内容极为丰富又极具个性的宁波地域文化。这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不断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之优长；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俱进；既深深扎根于本土，又在生生不息中影响着世界；既具有理论建设的勇气，又具有敢于实践的品质；既立足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具有批判性和前瞻性，特别是从明清以来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在丰富多彩的宁波历史文化中，浙东学术文化无疑是其核心，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拓则是其主线。
宁波文化是以越文化为根基、不断吸取中外文化养分而形成的多元一体的地域文化，它接受过吴文化、楚文化的影响和中原内陆文化的洗礼以及域外文化的冲击，但又始终能站稳脚跟，兼容并蓄，敢于创新，在消化改造外来文化中使自身获得质的升华。在浙东，自古学风鼎盛，前有北宋“明州庆历五先生”、南宋“甬上淳熙四先生”开创“四明学派”，后有明代心学大师王守仁的“阳明学派”，继有清初黄宗羲创立浙东史学派，影响遍及海内外。王阳明、黄宗羲无愧为世界级学术大师，他们的思想、理论代表了当时中国思维成果的最高水平，总体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
王阳明发展和完善的“心学”哲学体系，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王学的理论体系内容丰富、内涵深刻，最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确立了主体性原则。承认人作为主体的独立存在，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强化了主体意识，与中国传统的轻个体、重家国，轻权利、重义务的思想，特别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有本质的区别。他把“心”的承载主体――“人”的地位提升到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他认为，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达到追求的目标，即所谓“人皆可以为圣人”。二是提出了“致良知”这一核心思想范畴。王阳明主张主体性原则，使个性得以张扬，人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发展，这适应了当时社会已经开始出现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但他对“盖至于今，功利之毒沦浃于人之心髓”又忧心忡忡。在这里他选择了一条具有中国文化特征的解决问题的路径，就是在肯定个体各自特点和愿望的前提下，对人进行行之有效的道德教化和规范，改变道德规范绝对排斥个体意愿的现状，要求人们真正行动起来，以“致良知”来维护个性化日益发展条件下的新的社会秩序。这与西方选择法律文化的解决路径形成鲜明对照。在日后宁波商帮所体现的文化精神中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三是强调“知行合一”。个体如何加强修养呢？王阳明认为，光有知是不够的，还要靠实践，通过“行”去体验“知”。王阳明的学说在当时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而且对此后中国社会的知识界产生了积极影响，因而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页。
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提出的“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和“无君之君”的政治体制构想，适应了新的生产关系，对晚清的维新改良运动甚至“五四运动”的青年都产生过巨大影响。他提出的“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想也是对传统经济思想的否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黄宗羲等浙东文化巨匠产生于宁波特定的文化和地理条件之下，凝聚了宁波人民长期实践的成果；其学术思想一经形成，又对一代一代宁波人的思想和观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宁波又是中国古代通过海洋对外交流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自古以来，宁波就是中国最著名的港口之一，从秦朝时期的河口港到今天超亿吨的世界大港，二千多年来，经久不衰。海上交通与港口贸易的发展，不但使宁波的经济具有开放的性质，而且使宁波的文化具有明显的“海洋文化”特征。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术文化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要求；而海上丝绸之路的悠久历史又使宁波文化具有开放性质。这种先进性和开放性的结合，就使宁波文化具有了张扬个性的开拓精神、锲而不舍的务实精神、信誉至上的诚信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因而宁波在新时期的崛起也就在情理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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