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志老师的女儿晓风来了电话，告知老太太仙逝的噩耗。痛伤之余，想起了梅志老师在世时的音容笑貌，心中更升起对老人的无限敬重。
那天得知老太太病危的消息，我立即赶到北京。梅志老师的儿子小山在大厅里等着。他说，老人心脏不好，前几天一位朋友来探望，他走后老人的病情转危。老人听说我要来看望，嘱说
梅志老师，同辈人称她屠夫人；晚辈人，如我和胡案蒙冤者的子女们，一起都称她为老太太。我更沾了同案的边儿，斗胆称老太太为师母，她也默许，对我似是格外纵容。
那一年为诗人鲁藜开研讨会，老人到天津，要我通知陈沛到宾馆来。陈沛是诗人阿垅的儿子，阿垅蒙冤去世已多年,好不容易才通知到陈沛。老人非常激动，询问了我们的家庭情况，更问了孩子的学业。得知我们如今都过得不错，才欣慰地说：“这我就放心了。”
关于“胡案”，如今的年轻人知道的不多了，但在学术界，却越来越成了热点，前年在复旦大学开会，发现许多青年学者都以“胡案”做为专攻课题，如此，梅志老人就成了“胡案”档案馆。
关于“胡案”，几年来已经出版了许多专著。但老人和“胡案”当事人，对于一些专著总觉尚欠真实客观。大约十年前，梅志老人对我说：“我们都老了，你年轻，多做些事情吧。”与此同时，北京的绿原老人，武汉的曾卓老人，杭州的冀?老人都鼓励和支持我做这件事。如此，我才有勇气开始写后来出版的那部《白色花劫》。
我虽然受“胡案”株连罹难，但对于七月派，对于胡风先生的文艺思想并没有多少了解，写“胡案”还需要探究左联历史，对此我更是一头雾水，只靠书本资料，实在没有资格写“专著”。几位老师的支持，给了我信心，那部书只能说是我写的，从理论到历史资料，几位老师对我的帮助才是功不可没的。
我更是直接向梅志老师请教。让我大感惊奇的是，老人的记忆力真是惊人，问及左联，她答说，那一天是哪年哪月哪日，在怎样一个房间里，鲁迅先生坐在什么地方，左边是谁，右边是谁，在场的还有谁，先是谁说的什么话，鲁迅先生又说了什么话……几十年前的事情，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一样 难怪老诗人牛汉半是玩笑地说：“你简直就是人精呀！”
一次在武汉，我问老太太：“北京有句民谚，说胡风的夫人――没治（梅志）。”老人笑笑说：“我也听到了，怎么没治呀？胡风蒙冤入狱，我能不去陪他吗？他病重，我能不照顾他吗？关于冤案，我们心里有数，我能不支持鼓励他吗？”是的，这就是梅志，这也就是没治。陪丈夫坐了十几年的冤狱，更照顾病重的丈夫康复，应该说没有梅志在身边，胡风先生不会看见政治清明的一天，更不会到晚年过上安适的生活。
梅志老师是“胡案”的主要成员，更多的时候，人们多是从胡风夫人的角度解读梅志的人生道路，于此，老人不止一次对我说过，胡风夫人只是她的一个“身份”。是的，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该充分认识和正确评价梅志老人的个人价值。
我少年时代读梅志的童话作品，并不知道她就是胡风夫人。她的《小红帽脱险记》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梅志老师从上世纪20年代参加左联活动,和胡风先生一起工作在鲁迅先生身边。“胡案”平反后,梅志老师更是写了大量的回忆著作,还有大量的散文随笔,这些作品焕发着梅志老师厚重的文学功底和崇高的品德修养。应该说,梅志老师是中国文坛的重要作家,她在中国近当代文学岗位上做出的贡献,将永远被历史所敬重。
梅志老师走完了她坎坷的人生道路,以她自己的话说,无悔无恨。她从年轻时期开始追求革命,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后来在长达20余年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里，也没有丝毫动摇革命信仰。老人曾对我说过，何以胡先生和她会受到那样不公正的对待？“愚忠呀！”胡先生写三十万言书，是出于对革命文学事业健康发展的焦虑，胡先生将三十万书呈送给中央，更是对党的最大信任。
梅志老师走了。临终时老人说，没什么不放心的事了，二十年的平安日月，已经满足了，虽然时间还是太短了些。老人给后人留下遗嘱：爱护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让平安和幸福天长地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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