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张楼村地处山东省青州市北部，距青州城区约40公里，一不靠城,二
经过近15年的实践，目前全村的公共设施已十分完善，创办了100多个小企业，农民“白天上班，下班下地”，收入和生活水平得到大幅提高。有人因此认为南张楼模式对于建设一个城乡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可能预示着某种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即城市化并不等于非农化，安居乐业不必都往城里挤，农村可以通过城镇化把农民留在土地上。问题是，南张楼村在部分实现了最初目标的同时，也与我国的现实发生了冲突，同时，南张楼实现了把农民留在村里，但更多的是通过兴办非农产业，而这是有悖于“巴伐利亚经验”初衷的。
龙港位于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是一个只有6000多人的5个小渔村，工业近乎空白，90％以上劳动力从事农渔业生产。在短短20年时间内，龙港已发展成人口超过23万、经济规模接近100亿元的明星城镇。目前，总面积80.7平方公里的农民城创造了15万个就业岗位，该镇从外地雇佣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占全镇从业人员总数的近一半，且每年仍有2－3万人涌入龙港打工，有能力将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化的现代城镇。更加令人惊叹的是龙港是一座几乎全部由农民集资新建的城市。1984年龙港建镇之初，即打出“鼓励农民带资进城开厂办店”的口号，打破传统户籍制度的壁垒，解除了传统体制对农民进城的各种束缚。十余年时间里，龙港一方面将可耕地包给种粮大户进行规模经营，另一方面从不起眼的小商品起步，放手培育市场。同时，龙港的印刷、纺织等区域特色经济在推动城市化进程中，也提供了大量第二、第三产业的就业岗位。
然而，龙港在迅猛发展之后，传统城市管理体制也在此随之得到迅速复制，加之人们对行政区划和财税体制等方面变革的不确定预期，龙港的发展将面临着“体制之痛”。
应该说，上述两种模式分歧不在于是否要城镇化（因为这两个模式实际上都在进行着城镇化），而在于城镇化应该是在农村普遍推行，还是由市场机制自发生成像龙港这样的城市而实现。德国人在南张楼推行试验的本意是要让农民留住土地上的同时，享受一种与城市居民不同但同样充实的生活。他们心目中的农村生活，是宁静温和、安守乡土、自给自足的；农村居民只是因为欣赏农村的这种生活方式才乐于选择乡村生活。这显然和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格格不入。实际上，光靠土地是留不住农民的，南张楼建立了100多个工厂，正是这些工厂所提供的工作机会吸引了青年农民，出国打工致富的人回村后是把钱投进工厂，而不是土地上，这些都是德方所不愿看到的。另一方面，虽然南张楼村民生活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但村民大都认为“就是农村和城市的收入差不多，人们还是愿意往城市里走，城市里的设施毕竟全。再说，为了孩子也要到城里去，孩子还是在那里受的教育好。”村里挣钱多的，都在城里买了房子。这表明，城乡本来就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对绝大多数农民来说，对城市生活的向往是难以抛却的。另外，巴伐利亚的汉斯・赛德尔基金注入了大量的资金新办学校、医院和完善基础设施，并且派出了100名青年出国学习，村民的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变。但是，可以想象，没有这种外部支持，南张楼的变化决不会如此巨大。而这种支持对别的落后地区则是可欲而不可求的。
相反，龙港完全是市场机制催生出来的，这种市场机制是在传统城乡分割体制松动后释放出了惊人的能量。龙港模式是市场机制突破城乡分割和传统城市化模式的先导，真正反映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真谛。虽然目前这两个地方都遇到了发展中的困难，发展也未定论，但我们可以发现两者所面临的困难性质是不同的。南张楼面临的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自然约束（所以只有通过发展离土不离乡的非农工业来缓解）以及城乡生活方式难以抹去的差别（富裕的村民对城市生活仍极其向往），这些困难是难以克服的；而龙港受到的却是体制的束缚，正是我们应改革的对象。实际上，解决南张楼的困难的根本途径正是体现在龙港的模式之中。龙港的城市化代表了市场的趋势：城乡差距的存在和拉大本身就说明市场在城乡之间是不平衡的，就应该创造机会让农民洗脚进城。
南张楼村以农村为立足点的模式终究会受人多地少和传统体制的约束，城乡二元结构终难破除。这种模式或许能在个别地区成功实行，但不应成为政策的立足点，因为，让8亿农民中的大多数留在土地上是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背道而驰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将经济发展水平、居民健康、教育水平、环境污染、交通状况、占用土地等指标综合在一起加以比较，人口应在100万－400万左右的城市的综合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效益是最差。因此，笔者认为，普遍推行人口在小城镇就业的南张楼模式是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可行的战略是逐步拆除各种限制人口流动的障碍，在长三角、珠三角、四川盆地中部等地形成城市群、城市带，充分吸收农村剩余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