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心目中，屈原这个名字总是与爱国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到上个世纪80年代，楚辞学者曹大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核心观点是：先秦时代，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不存在中国与外国的对立与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爱国”的观念和精神。这一观点在当时引发了一场大争论。其实曹氏的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在“天
由于楚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发展历史，深恋故土已成为楚人的传统性格，再加上屈原偏执重情的诗人气质、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使他对乡国的爱恋显得更为突出。正是这种特别突出的“恋乡”情结，逐渐成就了屈原的爱国精神，只不过它不是屈子自我的主观产物，而是在漫长的接受过程中，经由后人的扩张和提升，从而发掘出来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精神资源。
两汉时期，人们对屈原人格的认知，主要集中在忠直之臣、迁谪之客、狂狷之士这三个层面上。虽也有司马迁等人提到过屈原“?顾楚国”的感情，但对于他热恋故国乡土的精神层面始终没有过多关注。此后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对屈原的评价，大抵遵循汉人的基本框架，未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
最早将屈原的“忠君”与“爱国”联系起来的是洪兴祖。洪氏所处的北南宋之交的时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宋王朝岌岌可危；他本人也因冒犯秦桧而遭贬职。国家危亡、个人怨愤交织于心，于是借屈原之事抒己之怀，他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叙》中，将屈原自沉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为“同姓无可去之义，有死而已”；一为“去则国而从亡”，不忍离去。前为忠君，后为爱国，故“屈原虽死，犹不死也”。他还反复强调：“屈原之忧，忧国也。”“长太息而掩涕，思故国也。”尽管洪氏尚未明确地标明屈原的“爱国”精神，但他对屈原的“恋乡”情结予以突出和扩张，在屈原接受史上第一次将其提升到恋“国”的高度来认识，并赋予屈子“自沉”以浓重的殉宗国色彩，从“乡”到“国”，屈原人格中的爱国层面初具雏形。
南宋时期，鉴于金人南侵的危亡形势和“增夫三纲五典之重”的政治伦理需要，朱熹的《楚辞集注》在洪兴祖的基础上，对屈原的爱国情操给予了进一步的提炼和强化，大力表彰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忠君爱国之诚心”。朱熹从现实目的出发，以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力图为抗金救亡树立一面“忠君爱国”的精神旗帜，亦作为投向南宋投降派的批判枪矛。更为重要的是，朱熹的阐发将屈原的爱国情操与儒家伦理的核心原则、抵抗外侮的民族利益结合起来，使之具备了厚实的学理性和伦理的典范意义；而屈原所爱之国，也不再是相对单纯的“宗族之国”，而是内涵更为丰富的“民族之国”。后来的学者，也大多肯定屈原“爱国家”（赵南星《离骚经订注》）、“忧国忧民”（林云铭《楚辞灯》）的爱国精神。从“恋乡”到“爱国”，漫长的屈原接受史终于完成了对接受对象一个重要精神层面的提升与完善。从此以后，以爱国精神为主要特征的屈原人格日益深入人心，并在外患迭起的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得到宣传和张扬，渐次融入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极大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方式。（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