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审美是人性中两种不同的活动。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站在科学与审美相互统一的高度，探求以美启真、以真促美之道，无疑具有
和那些囿于科学的飞速发展给审美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就一味谴责科学本身的流俗看法不同，张先生认为，科学的发展给人们提供了审美的广阔空间，而且，科学越发达，人性就越不满足于科学的抽象性而更增加了对审美趣味的追求。张先生指出：“由科学走向审美，最主要的通道是想象。”想象的最经典的定义是“使本身不出场的东西出场的能力”。张先生对想象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做出了非常精彩的分析，他特别强调指出，我们过去的哲学原理在讲认识过程时只讲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不讲或不重视想象在认识中的作用，这是一种误导。任何一个事物都是集背后无穷多不在场的东西于当前在场的东西的一个聚焦点，人只有通过想象才能把不在场的无限的东西与在场的有限的东西综合为一个“共时性”的整体，这样才算是对当前的某一具体事物有了整体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这段论述极富创见，大大拓展了我们对“想象”的想象空间，是对传统哲学教科书相关论述的重要补正。
的确，“不在场”的直觉思维对“在场”的理性思维可以起到巨大的襄助作用。爱因斯坦就认为，在科学研究中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毕竟是有限的，而想象力可以超越有限而无所不至，是知识进化的源泉。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也指出：“有相当部分的科学思想并无足够的可靠知识作为有效推理的根据，而且势必只能凭借鉴赏力的作用来做出判断。”特别是在科学革命时期，想象力更成为实现科学范式转换的开路先锋，在理性思维的“山穷水尽”到直觉思维的“柳暗花明”的飞跃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相象力的贫乏，必然导致创造性思维的衰竭。这就正如张先生所指出的那样：“科学家越富有想象力，他从当前出发所联系到（想象到）的不在场的空间就越广阔，他的科研成果也就越有可能具有广度和深度，反之，缺乏想象力，就必然会使科研成果的广度和深度受到限制。”“一个过分拘泥于科学的严峻而缺乏激情的想象力的科学家，其科学成就的广度和深度是会受到限制的，伟大的科学家常常具有激情的想象力，甚至幻想。”
正是站在这样的审美高度，张先生就格外地推崇一种不计功利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精神。他指出，科学活动是自由的活动，是一种不夹杂利害和效用考虑的所谓“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活动。那种把科学研究只限于实用目的（更不用说出于个人的私利）的狭隘实用主义观点和急功近利思想，必然使科研成果的广度和深度受到极大的限制。在此，张先生特别强调指出：“从我国的传统思想和当前的科研状况来看，特别是从当前人们的精神状态来看，要使我国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来一个巨大的飞跃和发展，需要更多强调的是发扬科学所固有的为学术而学术的自由精神。”针对那些反对“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的看法，张先生援引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相关的尖锐而精辟的论述，恩格斯就认为这种“纯学术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是“德国的光荣伟大的理论兴趣”，它是一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反警章都照样致力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张先生根据德语原文解释道：“恩格斯所说的‘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其中所谓‘纯粹的’一词不仅是指不顾及一些个人利害的计较，而且是指不考虑学术研究成果在实践上是否有用。”张先生的这一论述，言近旨远，包含了一个智者的全部生活阅历和内心感悟，具有非常强的现实针对性，应该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和深刻反思。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是不能过分讲求实用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曾特别指出，基础科学研究一定要坚持它的纯粹科学性（即无实用功利性）。他说：“科学发展史中各种基本性的原理发现发明，没有一项是出于有实用目的的研究。”他还举例说：“人类知识的新领域的开拓，不是可以用‘预订’方式得来的。这个道理很浅显：在我们知道‘电’之前，怎样可以想到电的应用？”哈佛大学校长陆登庭在批评片面的“实用”的教育观时也说：“美国大学更应该注重基础科学研究。并且不是怀着实用的心态，而是在对自然、人性深刻了解的基础上进行深入的探索。”他指出，如果很久以前，哈佛的先辈们狭隘地理解知识的组成，哈佛就不会有今天举世瞩目的成就。“没有前辈们大胆的创想、尝试、甚至是‘闲逸的好奇’，就没有今天哈佛雄厚的实力。”“无用之用，是为大用”，这的确是被中外科学发展史所反复证明了的不刊之论。反之，如果过分地强调科学研究的功利主义取向，机械地理解“理论联系实际”这条基本原则，就必然导致出现一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甚至会遮蔽对慎终追远的大问题的深刻思考，真理的追求往往蜕变成一种隐晦的价值愿望的表达，其最终结局也只能是话语高蹈而真理不彰。
因此，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研究，更需要弘扬张先生所一贯倡导的功利追求基础上的超功利境界。这是一种审美的境界。大境界才能产生大智慧。张先生认为，拥有这种境界的人可以更多地享受科研活动本身所给人带来的快乐，而拥有这种快乐的人，就是柏拉图所说的“爱智者”，只有爱智者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纯粹的快乐”。由此可见，真正科学研究的动力其实不假外求，它就深深植根于学人本身，因为探求未知，满足好奇心等等，都是人之天性。爱因斯坦就认为：有些科学家向往科学的动机，是“因为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法国科学家彭加勒也指出，“有些科学家与学者潜心研究自然界，探求其中奥秘，固然有其功利的原因，……也有因自然之美引起的愉悦情感的驱使。”追求科学理论的不断完美，是科学家进行科学创造的恒久动力。正是出于这种“智力上的快感”的追求，科学家殚精竭虑、甘之如饴地从事繁复的实验研究和数据处理，去撩开自然现象的神秘面纱，窥探其内部的和谐有序，这也正是科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这种境界庶几同于孔子所说的“乐之”境界，《论语・雍也》有云：“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宋代苏轼更认为：“知之者与乐之者，是圣人、贤人之辨也。”所以，要使我国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来一个巨大的飞跃和发展，就需要培养千千万万这样的“爱智者”和“乐之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