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新工厂制度诞生后，机器取代人工及其所带来的专业化，标志着家庭手工业的衰亡。分工由于得到技术进步的帮助，原来相对独立的专业化活动，现在却需要以越来越多的协调和计划等为前提才能使生产得以运行。于是，管理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按理说，工业革命产生于英国，科学管理理论也应该首先产生于英国
其一，美国工业化的进程是以第二次新技术革命为基础推动的，而英国则是以第一次新技术革命为基础起步的。正由于这一差异，当第二次新技术革命到来时，英国一些老工业部门中设备已经陈旧，同时资本大量投向国外，很少投资于国内进行技术更新，而美国作为后起之秀却广泛地应用新的科技发展本国工业，特别是以钢铁工业为主导的一批新兴工业。此时美国比英国工业发展的速度要快，如1869年美国的钢材产量是8500吨，英国是11万吨；1879年美英两国的钢产量基本持平；到了1902年，美国的钢材量为9113.8万吨，而英国仅为182.6万吨。这样一个发展的速度，促使经营者对效率、成本控制等问题作更深入细密的探讨。而为了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等，管理者就必须对整个生产过程进行有效控制，既要从原材料的采购和供应直到产品的销售这一层次去思考，也要从产品的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的整个生产操作过程进行科学的安排，只有在这些环节中进行有效的管理，企业才能实现“规模经济”的目标。
其二，两国在工业革命产生后形成了不同的工业体系，英国形成了以纺织业为主体的工业体系，而美国形成了以动力、运输和通讯为主体的工业体系，二者的差异，导致后者产生了求解更高的管理问题需求。例如，从1830年美国第一条铁路――13英里长的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开始投入运营后，美国铁路建筑长度以平均5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到了19世纪末，美国就建成了横贯东西的五大铁路干线，全国铁路长度增至14万英里。到1900年便达到20万英里，超过了欧洲铁路的总长。铁路公司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完全不同于纺织工业的管理问题。首先，铁路工作十分分散，面对几百个车站和几千里的路线不可能用经常派人进行视察的办法来管理，如何进行有效的通讯联系就成了一个新的管理问题。其次，铁路的发展，直接推动了相关部门的发展，使各地区有关行业有机地形成整体，加快了流通速度并形成了更广阔的国内市场，在一个更大的国内市场如何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是经营者须认真思考的管理问题，而纺织工厂的经营者要考虑的管理问题相对而言就要狭窄一些。
其三，管理是应新工厂制度对科学方法的需要出现的。从一开始，科学方法就被认为是建立管理理论体系的唯一途径。为此，早期的英国研究者们面对新工厂制度出现的管理问题也做出了有价值的探索与研究。但是，他们与之后的美国研究者有一个明显的差别，这也是科学管理理论没有产生在英国而产生于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巴贝奇为代表的研究者，具备理论知识，而不是具体的实践工作者，而以阿克莱特为代表的探索者，是具体的实践工作者，而又缺乏必备的理论知识。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建立是需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二者缺一不可。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而科学管理理论的提出者泰勒刚好是一身二任。由于泰勒本人既是一名实践工作者，又是一名具有理论知识储备的人，他在管理问题的探索与研究中就能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正是由于上述三个主要的原因，科学管理理论诞生在美国而不是英国。那么，这能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从上述分析的前两个原因可知，技术进步必然带来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同时也一定会产生需要解决的新的管理问题，如果顾此失彼是不会有好效果的。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当我们选准高新技术（如生物技术）作为结构升级换代的突破口时，不能单纯仅考虑选择技术进步的合理性，而应该是在此基础上有与之相适应的管理创新，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其效果得以充分发挥。事实上，在高新技术层出不穷的今天，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已经碰到了不少新的管理问题。如，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如何根据信息技术对企业管理的影响而研究新的管理原则已是刻不容缓。因此，如何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构建中国的管理理论体系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另外，从第三个原因分析可知，正是以泰勒为代表的一批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工程师存在，才使得科学管理理论产生在美国而不是英国。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中国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需要大量科技人才和自主开发技术的今天，从某种意义说，它不缺资金、唯缺高新技术型企业家，缺少具有管理和技术两方面能力的综合型人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培养这种一身二任的综合型人才就显得十分有意义了。
总之，在中国经济正面临着新的战略调整，面临着新的跨越式发展的今天，要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在注意技术创新的同时，注意管理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