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关注自我关注社会

2004-12-1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采薇 我有话说

女性文学创作在世纪之交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变化。其中，女作家以各自不同的视角，倾心于文学内部的探究，变换着写法，以求得更持久的文学魅力即是一种，从而使女性文学真正走上了“关注自我,关注社会”的发展道路。

在探讨文学现象的时候，评论家多半青睐创作上的新尝试以及新生代，如奇诡莫测独辟蹊径的私人

化写作，以及新新人类、七十年代后、八十年代后等等。在内容与形式上的越轨，很大程度上传递出文学发展的某些阶段性信息，关乎审美的变迁。譬如，我们看到了女性文学不同于以往宏大主题叙事的探索。一个作家要形成独特风格，必然要选择自己熟悉的创作元素，从身边事写起。这是一种“关注女性自身感受”的写作。再看七十年代后，从本质上讲，作家都是个体的，以出生时间来命名一个文学群体是极不科学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背景式的东西还是在她们的创作中流露出来。与前辈作家比，她们的创作口气小了许多。如戴来的《对面有人》、《我们都是有病的人》、《练习生活练习爱》，金仁顺的《仿佛一场白日梦》、《绿茶》，朱文颖的《水姻缘》、《高跟鞋》、《我们的爱到哪里去了》，魏微的《夏日一九八六》。从她们的作品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现实生活的种种琐碎，都市情怀，并非声嘶力竭的情爱故事或被窥视的私人生活，等等。作品中不时地闪现出细密的纹理，精致的构思。没有猛烈的暴风雨般的激情，多的是阴柔之气、情致、不确定的情绪。她们以自己的方式传递出多元文化对“小资”、漠然、紧张、不安、温暖、诡秘、韵致等一系列“都市化”生存状态的宣泄。可以说，她们中已经有人堪称写作的高手了。

但是，在阅过近年诸多形式内容的女性作品后，有一种需要依然强烈。那些从女性自身出发，却纵横交错、跨越时代的史诗般的叙事依然是读者难以剪掉的心结。毋庸置疑，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张洁80万言的长篇小说《无字》当占据重要地位。盛赞者称其“一部全景式的女性生存史”（李国文），批评者认为是“一个凭藉着小说的虚构权来泄私愤的文本。”（徐岱）我认同前者，这既是一部全景式的女性生存史，也是一部清算传统文化、拨开男女两性关系迷误的力作。这并非“泄私愤”，而是一种直面人性底里，具有重大社会价值的思考。作者浓墨重彩了动荡的社会变革，把女性放在处处险象环生的时代历史场景中，让人们认识到女性从来没有以独立的姿态完成迁徙，她们总是随着他人生存战场的转移而规定自己的生存空间。张洁以血代墨的激情式创作，对社会历史问题的深刻剖析以及“上下而求索”的理想主义气质，注定了作品宏大深邃的史诗效果。

获得全国第四届女性文学奖一等奖的长篇小说《性别：女》（作者王周生），也选择了女性家族史，作者以超乎寻常的洞察力，摄取了日常生活种种琐事来揭示看似寻常而非正常的女性生存状态。那些足以引发新闻线索的故事，也被她挖掘出深刻的悲剧内涵，使人在细琐的故事叙述中慢慢地被套牢。尽管故事发生的时间离我们并不太遥远，但那些愚昧、落后的习惯势力给予女性的种种束缚，仍然让人心惊肉跳、扼腕长叹。与《无字》史诗般的叙述不同，《性别：女》如同一部形象的社会学心理学案例剖析，体现出作者将社会性别平等的执拗追求转化为艺术形象的良苦用心，其社会影响远远超过一般题材的女性写作。还有类似于民间传奇的长篇小说《女贞汤》，作者刘索拉在小说中把上下几千年历史重新演义了一遍，让圣贤依旧做着圣贤，让女性还被侮辱被损害着。红颜祸水，都是因为女性的美色引发了男性之间的战争，这个故事至今都可以找到现实佐证。人类发展史上，早期战争就源于对女性和财产的掠夺，女性等同于物件而非人。女性不得善终实属平常，美色罪在当诛。但不同的是，作者以一种乌托邦的手法，赋予了许多女性以鲜活跳动的生命，即使死后还以虚构和幻想的方式生存壮大着，使悲剧平添了一种悲壮色彩。问责中国传统的圣贤文化，发掘女性生存状态的社会历史涵义，对现实和未来终归是一种警醒。

上述作品明显地表露出作家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文学对重大社会问题的关注曾被作为主流文化倾向，而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在市场化影响下，文学走向边缘已是不争的事实。女性文学的多元化创作来自于市场需求与文学内部发展规律的双重作用。然而，在女性多元化创作中，关注社会关注人生的题材依然有着很大的市场需求，这说明创作与审美有一种社会意义回归指向。一些作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女性生存史的探究，并辅以对文字符号象征意义的解读。这种象征与历来文学作品的象征本无太大差别，但女性以剖析历史和文化符号的立场重构故事，即便关注的是女性自我，从贴近女性的故事出发，其最终也指向社会。这种叙述所提供的广阔空间，让人体味到史诗的波澜壮阔，作品中跌宕起伏的人类命运重又把读者推向悲剧所赋予的净化心灵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