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多年来一直是全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如何顺应这一趋势,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积极支持“三农调整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是根本
记者：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我国城乡差别尤为明显，是否有着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成因？
杜：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通常被概括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即先进的现代经济部门与传统落后的农业部门并存。我国城乡差距、工农差距的存在和扩大，的确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体制原因，与我们早期选择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有直接关系。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借鉴前苏联的经验，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然而，我们首先碰到的一个难题就是：工业化的原始积累从哪里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完成资金积累的任务，既不可能靠国际援助，也不可能靠自身仍孱弱的民族工业，而只能由广大的农业、农村和农民来承担。从农业和农村提取积累，在具体作法上采取了工农业产品交换价格剪刀差的方式，即通过对农产品的低价垄断收购和抬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形成超额利润，从而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国家推进工业化的资金积累。据分析，1952－1978年，通过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农业输入工业的资金为3900多亿元，相当于同期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约90%。为了保证这种特殊积累机制的实现，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三大制度，即严格控制产品自由交换的农产品低价统购统销制度，严格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城乡隔离制度，以及在微观层次上与计划管理相对应的人民公社制度。
应当承认,传统经济发展战略依靠政府强有力的资源动员能力，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初步建立起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其历史贡献和积极意义是不可抹杀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战略也将众多的农村人口排除在工业化进程以外，使他们不能分享工业化的成果和好处，这也是造成我国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由此看来，我们现在要统筹城乡发展，就要调整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
杜：是的。在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以后，传统的发展战略及其体制就必须调整了。这是因为，随着物质生产部门的日益多样化和专业化，随着国民经济体系和机能的日益复杂化，高度集中的行政性分配资源体制的弊端暴露得愈来愈明显。它不仅会造成宏观上资源配置的失当，而且还会造成微观上的低效率，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创新和发展。传统的经济发展战略及其体制最终要被新的发展战略和体制所取代。这种新的发展战略，就是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种新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
记者：您能否具体说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杜：所谓比较优势战略，也可以称之为竞争优势战略，就是根据一国由资源禀赋决定的要素相对价格来确立产业结构，并根据比较资源优势的动态变化来调整产业结构。比如，我们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金相对稀缺，那么就应当选择劳动密集型的产品和技术路线。这样，企业成本和总的社会成本就可以降低，产品就可以更具市场竞争力，资金的积累反而可以更多、更快。不仅如此，选择比较优势战略，还可以确保国民经济在各个发展阶段上能够充分利用具有相对优势的资源来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形成国民经济内在的结构优化机制，提高发展的稳定性。相反，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情况下，发展重点通常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把其他产业的剩余都吸纳到这个产业中去，不仅有悖竞争优势，而且还会损害其他产业的发展。从体制上看，与比较优势发展战略相对应的资源分配机制，只能是市场经济体制，比较优势的发挥只能在竞争性市场上形成，这就要让价格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的调节作用。“以工补农”与市场机制并不矛盾
记者：近年来，国民收入再分配已明显向“三农”倾斜，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统筹城乡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杜：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党中央、国务院针对“三农”存在的问题，提出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确立了对农民“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步骤，包括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财政新增教育、文化、卫生支出的主要部分用于农村，基本建设投资向农业和农村倾斜，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和良种补贴等等，这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老百姓非常满意。可以说，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正在从过去的从农村提取积累向“以工补农”转变。
记者：“以工补农”与市场机制是否矛盾？
杜：二者并不矛盾。农业作为受自然力支配的所谓弱质产业，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要对农业给予支持和保护，就像在板凳的短腿下面垫一块砖，不应该也不会妨碍市场机制的作用。
记者：那么“以工补农”与发展战略的转变是什么关系？
杜：“以工补农”作为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手段，是促进城乡统筹一个不可或缺的方面。但是，仅仅有这一手还不够。因为要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城乡统筹，就要使农业成为可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产业，使农户成为真正有活力的经营主体，这就必须在“放活”上做文章，在转变传统发展战略和深化改革上下功夫。
国民收入再分配与调整发展战略和深化改革，都是实现城乡统筹所必须的，但两者之间又有区别。区别在于，在坚持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情况下，也可以通过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盘子来使那些受损害的产业、地区、人群得到补偿，但是，却不能使要素得到最优组合，使资源达到最优配置，使不同产业、不同地区、不同的人群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在长期时间内起支配作用的是发展战略问题，是生产领域里的要素配置、资源优化方式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民收入再分配向“三农”倾斜也不可能持续和长久。调整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问题，说到底是个效率问题。效率提高了，蛋糕做大了，城乡统筹才有坚实的基础。可见，完整的城乡统筹发展策略，不仅是分配问题，更是发展战略的选择和体制改革问题，我们要主动地促进发展战略转变和体制改革深化。
为发展战略的转型奠定体制条件
记者：为了促成发展战略的转变，您认为当前改革要着重解决哪些问题？
杜：要素市场的建立和塑造市场主体，直接决定着资源配置的效率，改革攻坚要在这些领域下功夫。就市场主体而言，改革的重心在城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仍是深化改革的重头戏，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城乡统筹的步伐和实现程度。城市经济效率上不去，农村劳动力就难以转移出去，农业和农村的“结扣”也就难以解开。农村也有个市场主体问题。比如，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带动农户形成小群体、大规模，解决亿万农户与大市场的对接问题，这个领域里的组织创新还大有文章可做。
在要素市场建设方面，必须加快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市场，解决要素价格扭曲问题，以利于要素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
首先是如何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这对于缓解城乡就业压力，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是必需的。迄今为止，我国初步建立的劳动力市场还仍然带有明显的分层性和分割性，抬高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择业和就业的门槛。为此，一是要高度重视和大力开展对农民工培训，提高他们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二是要改革城镇就业用工制度，逐步取消一切针对农民工的不合理的歧视性政策；三是改革城市的福利体制，为彻底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创造条件。
其次是土地要素市场的建立。这里突出的问题是要改革现行的农村土地征占用制度，解决耕地大量被占用、严重侵犯农民利益的问题。这项改革的核心是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前者要合理提高补偿标准，后者则要真正引入市场机制。
最后是要发展资金要素市场。除了一般意义上提高资金的流动性和安全性，使金融体系真正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以外，改革还必须解决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的金融服务缺位的问题。只有这些方面的改革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才能为发展战略的转型奠定体制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