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或曾把作者的“襟抱”和“文章”的等级对应起来，说法上有所谓一等襟怀一等文章。作为一种“文论”，如果不简单化为“人高则诗亦高”的绝对尺度，应该是颇为贴实而透底的。说到襟抱，大体离不了人文方面的关涉，包括通常所说的对世界的关爱之心和悲悯之情，包含历来为论文者注重的“人格”、“理想”、“责任”
然而，事情总是既有与日迁变的一面，又有通融不得的一面。譬若世事凡要求大，这“大”就不免会有随之过来的反向要求，是为大有大的难处。大作家自不能外――首当其冲的要求便是承担大的负荷。“百无一用”的自嘲也好，“知其不可而为”的执拗也罢，骨子里头都隐含着那份自觉担当的心志。时下于此很为疏淡了，如过江之鲫的作家群体中，不乏优秀者，包括世事通明能把事物看个透的、人情练达能将情欲穿个底的，包括技巧上达能玩得转十八般武艺的、运筹裕如出落到十二分姿色的，文学的巧智确乎已非昔日可比。无奈的是，文学的事业终究还不仅是智性的、技术层面的，而更表现为心性的、精神层面的事业，“大心”与“大家”的关涉正是在这一层面上得以昭彰，大的负荷跟大的襟怀也正是在这里构成互动。不妨说，在通往大家大作的路上，依然存在一道并非凭借学识才情就足以跨越的高高的门槛。
大襟怀首先是一种大爱心的具备和拥有。如同弗洛伊德指称过的，“同生存所必需的东西相比，爱是伟大的导师”，“唯有爱才是促进文明的因素”。这里的爱自然非止于一己之爱、亲情之爱、家国之爱乃至族类之爱，它是指向世界和生命深层体验的一泓悲悯情怀，是“充实了的生命”（泰戈尔语），是“生命之生命”（费尔巴哈语），是“世间唯一的真实”（托尔斯泰语），冰心在她的《南归》中如斯述怀：“我对于生命的前途，并没有一点别的愿望，只愿我能在一切的爱中陶醉，沉没。这情爱之怀，我要满满的斟，满满的饮。”表述上有点“极端”，但只需看看在与人类作斗争中以“尖刻”著称的鲁迅便可明了，先生有言：“能憎才能爱”，在他那里，“憎”只是“爱”的变奏，所以他还是说“创作总根于爱”。当一个年纪轻轻的作家却像活过几世人生那样把一切看得透透、把一切摞得开开，当一个作家失去对世界的关注眷顾之情，其对一切充满好奇心的品性被万事漫不经意的淡漠、冷漠所取代，文学的死症大体也就铸定。
进入现代，我们多有向“小”处“细”去、向“内”里“转”去、向“偏”锋“走”去、向“实”利“谋”去的兴致，这作派未可一概厚非，小小的一己“身体”、小小的人生悲欢以及销路效益之虑等等未见得不可以是文学的对象和文学的追求；问题仍在于若去言“大”，就不能不系结上某些重大的感悟和思考，并经由这感悟和思考，从关涉普遍关涉总体关涉幽隐的层面上有所发见并对读者有一些新的告诉。设若读众被反复告诉的只是种种没有新质的“生存状态”、缺少含量的“生活图式”、跌出底线的“生理欲求”、亡失指向的“生命渴盼”，充其量是些指向“人性”的倒树捉鸦式的究诘和展览――文学就终究难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新的东西。通常会把这归结为发现力、创造力的匮乏，其实，更带根本性质的内情是：在一个缺少足够宽度和足够热量的胸襟里，在一种想象力亡失材料性和方位感的情境下，“思考”和“发现”大体便略无可能，更遑论其“大”。
现时的某些尴尬，比如作家的贬值，比如学者位置虚升而让人疑惑着难以景仰，大概无由怨天尤人，须得把原委寻向自身，我想到贝娄的话，他说过，“无怪乎我们社会上真正有权有势的人，不管是政治家或是科学家，对作家和诗人都嗤之以鼻，原因在于他们从现代文学中看不到有人在思索任何重要问题。”贝娄是就他那个时空而言，对我们却不失针对性。如今我们在现实的种种诱惑下深深陷落，在生存的焦灼和生存的忙碌中落得小肚鸡肠，文学既丧失着跟现实的必要距离又丧失着跟现实的深层联系；我们在“以物喜”、“以己悲”上也确实有些过份，过于注重职衔之类而又达于不介意跟文学保持那一点纯洁的关系，这结果就是学有专攻的“专著”们、不断推出的“新作”们汗牛冲栋，而到底克了什么己、到底出了什么新却都难说。有道是“有容乃大”，过分的“自恋”和“内转”使我们小有所得而大有所失，过分的以文学谋使我们怠慢了对文学自身的营谋。当作家不再有万物备于我，万事关乎心的兴致，不再有大的欢喜、大的悲怆，不再有生命担当的勇力和自我逼视的气度，就很为尖锐、很为急切地提醒着我们的“心斋”须得“增容”。
应该说，大家大作不是靠一厢情愿地呼唤出来的，不是靠时尚、潮流去激发造就，也并非靠“前沿”的一味趋鹜和奔竞，还不妨说，外部条件在这里可能产生的意义是有限的、非决定性的；大家大作的生长固然离不脱环境和土壤的滋养，离不开时代的驱策和艺术的积累，但归根结蒂，不能不靠“主体”的自身修炼，不是为现时所尚的技法修炼、感觉的修炼、智性的修炼；首先该是一颗“大心”的修炼，一种包举力度和自觉担当的精神修炼。这自然还不是全部，但它的前提性质和先决性质应该是没有多少疑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