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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故乡写了一部新书

2004-12-31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贾平凹 我有话说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19岁。

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是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

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唯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骑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鼓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每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戏和闹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了头名奖牌。以至于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必有人叮咛:到棣花街了千万不敢随便说文写字。后来我离开故乡生活在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

我强烈地冲动着要为故乡写些什么,我决心以一本新书为故乡树起一块碑子。

当我雄心勃勃在2003年的春天动笔之前,我奠祭了棣花街上近十年二十年的亡人,也为棣花街上未亡的人把一杯酒洒在地上。从此我书房当庭摆放的那一个巨大的汉罐里,日日燃香,香烟袅袅,如一根线端端冲上屋顶。我的写作充满了矛盾和痛苦,我不知道该歌赞还是诅咒,是为棣花街的父老乡亲庆幸还是为他们悲哀。那些亡人,包括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村干部的伯父,以及我的三位婶娘,那些未亡人,包括现在又是村干部的堂兄和在乡派出所当警察的族侄,他们总是像抢镜头一样在我眼前涌现,“死鬼”和“活鬼”一起向我诉说,诉说时又是那么争争吵吵。我就放下笔盯着汉罐长出来的烟线,烟线在我长长的呼气中突然地散乱,我就感觉到满屋子中幽灵飘浮。

书稿整整写了一年九个月,这期间,我基本上没有再干别的事,缺席了多少会议被领导批评,拒绝了多少应酬让朋友们恨骂,我只是写我的。每日清晨从住所带了一包擀成的面条或包好的素饺,赶到写作的书房,门窗依然是严闭的,大开着灯光,掐断电话,中午在煤气灶煮了面条和素饺,一直到天黑方出去吃饭喝茶会友。一日一日这么过着,寂寞是难熬的,休息的方法就写毛笔字和画画,我画了唐僧玄奘的像,以他当年在城南大雁塔译经的清苦来激励自己。我画了《悲天悯猫图》,一只狗卧在那里,仰面朝天而悲嚎,一只猫摄手摄脚过来看狗。我画《抚琴人》,题写:“精神寂寞方抚琴”。又写了条幅:“到底毛颖是吞虏,沧浪随处可濯缨”。我把这些字画挂在四壁,更有两个大字一直在书桌前:“守侯”,让守住灵魂的侯来监视我。古人讲:文章惊恐成,这部书稿真的一直在惊恐中写作,完成了一稿,不满意,再写,还不满意,又写了三稿,仍是不满意,在三稿上又修改了一次。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现象,我不知道是年龄大了,精力不济,还是我江郎才尽,总是结不了稿,连家人都看着我可怜了,说:结束吧,结束吧,再改你就改傻了!我是差不多要傻了,难道人是土变的,身上的泥垢越搓越搓不净,书稿也是越改越这儿不是那儿不够吗?

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有一位朋友一直在关注着,我每写完一稿,他就拿去复印。那个小小的复印店,复印了四稿,每一稿都近八百页,店主得到了一笔很好的收入,他就极热情,和我的朋友都最早读这书稿。他们都来自农村,但都不是文学圈中的人,读得非常兴趣,跑来对我说:“你要树碑子,这是个大碑子啊!”他们的话当然给了我反复修改的信心,但终于放下了最后一稿的笔,坐在烟雾腾腾的书房里,我又一次怀疑我所写出的这些文字了。我的故乡是棣花街,我的故事是清风街,棣花街是月,清风街是水中月,棣花街是花,清风街是镜里花。但水中的月镜里的花,依然是那些生老病离死,吃喝拉撒睡,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农村人或在农村生活过的人能进入,城里人能进入吗?陕西人能进入,外省人能进入吗?我不是不懂得也不是没写过戏剧性的情节,也不是陌生和拒绝那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只因我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它只能是这一种写法,这如同马腿的矫健是马为觅食跑出来的,鸟声的悦耳是鸟为求爱唱出来的。我唯一表现我的,是我在哪儿不经意地进入,如何地变换角色和控制节奏。在时尚于理念写作的今天,时尚于家族史诗写作的今天,我把浓茶倒在宜兴瓷碗里会不会被人看做是清水呢?穿一件土布袄去吃宴席会不会被耻笑我贫穷呢?

如果慢慢去读,能理解我的迷惘和辛酸,可很多人习惯了翻着读,是否说“没意思”就撂到了尘埃里去了呢?更可怕的,是那些先入为主的人,他要是一听说我又写了一本书,还不去读就要骂母猪生不下狮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我早年在棣花街时,就遇着一个因地畔纠纷与我家致了气的邻居妇女,她看我家什么都不顺眼,骂过我娘,也骂过我,连我家的鸡狗走跑她都骂过。我久久地不敢把书稿交付给出版社,还是帮我复印的那个朋友给我鼓励,他说:“真是傻呀你,一袋子粮食摆在街市上,讲究吃海鲜的人不光顾,要减肥的只吃蔬菜水果的人不光顾,总有吃米吃面的主儿吧?!”

但现在我倒担心起故乡人如何对待这本书了,既然张狂着要树一块碑子,他们肯让我树吗,认可这块碑子吗?清风街里的人人事事,棣花街上都能寻着根根蔓蔓,画鬼容易画人难,我不至于太没本事,要写老虎却写成了狗吧。再是,犯不犯忌讳呢?我是不懂政治的,但我怕政治。十几年前我写《商州初录》,有人就大加讨伐,说“调子灰暗,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给农民看,甭说为人民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连‘进步作家’都不如!”而雨果说:人有石头,上帝有云。如今还有没有这样的人呢?我知道,在我的故乡,有许多是做了的不一定说,说了的不一定做,但我是作家,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磨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我听说过甚至还亲眼目睹过,一个乡级干部对着县级领导,一个县级对着省级领导,述职的时候,他们要说尽成绩,连虱子都长了双眼皮;当他们申报款项,却?惶了还要再?惶,人在喝风屙屁,屁都没个屁味。

树一块碑子,并不是在修一座祠堂,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渴望强大,人们从来没有像今天需要活得儒雅。我以清风街的故事为碑了,行将过去的棣花街,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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