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的“宁波帮”，似乎与浙东学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不然。因为两者几乎是在同一空间、同一时间成长起来的，因此两者之间必然有着某种渊源。事实上，明清浙东学派所表现的具有启蒙意识的经济伦理观，正是在浙东社会千百年来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社会氛围中孕育而成的；同时，它又反过来指导、促进
等级制思想是儒家经济伦理的理论核心，“士农工商”四大等级的排序，就是孔子为之确立的基本原则。几千年来，它普遍地得到人们的认同，视之为天经地义。但到了明末，王阳明却对此进行了大胆的批判：“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工与商也。故曰：四民异业而同道。”（《节庵方公墓表》）他还说：“治生亦讲学中事”，只要“能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传习录拾遗》第十四条）王阳明的“新四民”论，否定了儒家经济伦理的核心等级制思想，在至关重要的“道”的面前，大家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不复有高下之分。后来，黄宗羲更以时代先觉的眼光，提出了众所周知的“工商皆本”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颇有人出于誓不仕清的遗民意识而经商或劝人从事工商业，但黄宗羲显然超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他是从批判封建制度、倡导民主意识的基础上提出“工商皆本”论的，这就把对“重本抑末”论的批判提高到了封建时代可能达到的最高限度。而我认为，这样的经济伦理观产生于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浙东大地而不是出现在别的地域文化里，确实有它的必然性。
浙东有着悠久的商贸传统。被中国商人奉为鼻祖的范蠡，就是在这里佐助勾践灭吴后转而经商的，其流风余韵不绝如缕。宁波地处中国海岸线之中端，扼南北水路之要冲，又有天然良港，自古就是重要的商贸口岸，也是东方“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之一，“唐宋市舶，遥达海外”；元代“番货海错，俱聚于此”。而古代宁波的内河水运也很发达，浙东运河凿通了杭甬之间的水道，海上贸易所得，可经浙东运河抵达杭州，再通过京杭大运河及其贯通的各大水系，将商品运往中原及北方各地，善于经营的甬商，也就随着商贸活动走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明代厉行海禁，反而激发了海上走私贸易的兴盛。当时的双屿岛，堪称国际贸易中转站，宁波人趋之若鹜：“有力者自出资本，无力者辗转称贷，有谋者诓领官银，无谋者质当人口，有势者扬旗出入，无势者投托假借，双桅三桅，连樯往来，愚下之民，一叶之艇，送一瓜，运一?，率得厚利。训至三尺童子，亦知双屿之为衣食父母，远近同风，不复知华俗之变于夷矣”（《明经世文编》卷205，《朱中丞甓余集》）。这真切地说明了宁波人民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从事航运与贸易，经过千百年的曲折发展，至迟在明代，就已形成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社会风尚。利之所在，当地人不惜冒险犯难，其影响已经深入到三尺童子。毫无疑问，在极端强调“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中国封建社会，宁波却日渐发展成为极少数崇商敬贾的地区之一，而这又完全是由浙东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影响所致。浙东学者正是因为长期接受这种重商社会的潜移默化之熏陶，才会提出“新四民”、“工商皆本”等反儒家传统经济伦理的新观念，从而率先揭开了经济伦理近代化的序幕。这样的经济伦理观，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了浙东士子的择业观。
浙江自宋代以来，即为“人文渊薮”，才俊辈出；另一方面，浙东又是报仇雪耻之乡、“卧薪尝胆”的发生地，多耿介侠义之士。清朝统一之初，浙江特别是浙东士人曾掀起激烈反抗，持续近20年之久。为此，清廷通过屡兴文字狱、调控学额数等手段，蓄意压抑浙江作为“人文渊薮”的传统地位。清初一些著名文字狱如“庄廷龙案”、“《南山集》案”、“查嗣庭案”都是缘此而发的。雍正还曾断然下诏，停止浙江乡试、会试六年。谕曰：“浙江文词甲于天下，而风俗浇漓，蔽坏已极。如查嗣庭、汪景祺，自矜其私智小慧，傲睨一切，轻薄天下之人，遂其丧心背义，谤讪君上。……浙江风气如此，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不但藐视国宪，并且玷辱科名，应将浙江会试停止。”（《大清会典事例》卷330）事实上，经过明末清初这一场“天崩地解”的历史转折期，气节刚强的浙东士子，都决意隐居民间，潜心著述，不向异族统治者低头乃至合作。这种强烈的反抗意识，几乎构成了浙东独特的人文个性。而另一些仍然热衷科举的儒生，又因遭到上述铲除异己、控制学额的文化政策的压迫，也多视为畏途，遂使这两大批饱读诗书的士子，自动或被动地断绝了传统的仕进“正途”。但无论何人，一要生存，二要发展。于是他们不得不另辟蹊径。大体而言，在浙东学派“经世致用”实学思想和宁绍两地不同民风的影响下，绍兴人退而求其次，前往各地各级衙门，在地方官吏的幕府中充当师爷，以学术素养换取经济收入。而甬上士子则在崇商敬贾的社会风气和工商皆本的文化底蕴双重影响下，干脆“弃书服贾”，奔走天下，逐什一之利，从而充实了宁波商帮的队伍，改善了它的知识结构，把儒家思想融入商家的经营理念，提高了整体素质，使之快速地发展壮大，至清末民初，甚至超越徽商、晋商而独占鳌头。
清季浙东流行一句谚语：“无宁不成市，无绍不成衙。”前者表示宁波商帮涉足的地域之广与地位之重，后者说明绍兴师爷吏治的能力之强与势力之大。而浙东所以能形成如此鲜明独特的人才格局，显然是得益于浙东商业经济的发展和浙东学派先进的经济伦理观的形成。因而，在有着“实事求是、经世致用”优良传统的浙东地区，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式的文人，其实并不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