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启功先生收藏的一张照片，照片周围的姓名也是启功先生标注的。这张照片摄于1973年的春天。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文革”期间，知识贬值、文化萧条。然而，照片中这
批人却无比坚韧执着地从事着一项泽被后人的文化事业――点校“二十四史”及《清史稿》。
几十年过去了。“二十四史”点校本已成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经典之作，而当年在中华书局参与点校的先生们多已故去，今天尚在的只余张政?、启功、王锺翰三位先生。
今天，我们试图寻找、了解这套丛书出版前后的人和事，因为我们相信，一代最为优秀的历史学家历20年艰辛为我们留下的不只是一套丛书……
光明日报书评：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参与“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
崔文印：我是1961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当时，为了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专门开设了古典文献专业。我就是这个专业的学生。我们上学时曾参观过中华书局，我们一看，尽是老头子，还用毛笔。当时我们也没有什么社会经验，只觉得跟这些老先生格格不入。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先生常到北大来，与我们谈心，跟我们讲了古籍整理的意义，还表示如果毕业后我们不愿意到中华书局去工作，他可以负责给我们找工作。我1966年毕业，1968年到中华书局，然后去了山东胶县和湖北的干校。1972年回到中华书局，以编辑身份参加“二十四史”点校工作。
出版过程
崔文印：点校“二十四史”是建国以后按照毛泽东主席的要求开始启动的。这个过程蔡美彪同志曾正式撰文有过非常详尽的记叙。这其中有一个日子非常重要，是1958年的9月13日。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开会讨论此事，大家经过研究，决定把整个“二十四史”都点校了。这得到了主席的批准。我们把它叫“913会议”，这可以说是点校“二十四史”的第一个会议。
一开始做的《史记》，是要向国庆十周年献礼。选了金陵书局本做底本，是清代张文虎校勘的。他写了五卷《校勘史记集解索隐正义札记》。有五十万字。本来准备附在《史记》后做校勘记。因为时间太紧，最后没有出版。后来是1977年印出来的，准备在以后修订的时候再附到《史记》里。所以《史记》是惟一一本出版时没有校勘记的点校本。“文革”前，前四史点校出版。“文革”开始后，工作就停顿了。这里有个插曲。大概在1967年时，戚本禹曾插手此事，而且要一年内完成整个“二十四史”的点校出版工作。于是，中华书局又重新启动“二十四史”点校工作。那时比较“左”，有批帝王将相的政治任务，他们另定了一些凡例，甚至认为标点都有阶级性。要用标点为武器，批判帝王将相。这就把学术工作搞乱了。尽管不到半年就结束了，时间很短，但对“二十四史”点校工作的破坏性极大。
70年代点校“二十四史”工作重又进行。1971年周恩来总理指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1971年4月7日，顾颉刚表示接受任务。这样中华书局重新开始做这项工作。当时“四人帮”在台上，认为这个工作光由北京来做不合适。于是将《宋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五部交给上海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其事，仍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
1978年春，“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由中华书局全部出齐，共计3758卷、3800万字，单行本分订299册,历时20年。
一次拍照两张照片
光明日报书评：据说启功先生收藏的那张照片,是当年先生们惟一的一次合影留念？
崔文印：那是1973年春天，地点是在王府井大街36号中华书局的大楼。那时候，借调来的专家都聚集在此从事点校工作。顾颉刚先生平时不常来中华书局，他委托白寿彝先生负责。
有一天，顾先生来中华书局，听传达中央文件。后来大家说趁这机会合影留念吧。白寿彝先生立即打电话约了在新华社工作的一个学生来拍照。当时一共拍了两张，一张是借调来参加“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工作全体学者的合影，另一张是全体学者与我们书局的同志、责任编辑和军代表等的合影。
当时，学者们基本都在，独缺王仲荦先生，还有点校《辽史》的责任编缉陈金生先生。
这是诸位学者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惟一的一次合影留念。照片周围的姓名是启功先生标注的。
学识人品后辈楷模
光明日报书评：请您谈谈当年与那些先生们在一起工作的事情。
崔文印：那段经历使我们与这些先生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
我与白寿彝先生接触很多。当时他负责点校组的工作。原来并不认识。有一次，白先生约我到家里来。我去了后，白先生说：“经过支部研究，我当你的入党联系人。”当时我很激动。白先生说，“你不要紧张，咱俩搞一对红。你有什么想法都可对我说。”那以后跟白先生有过许多接触，对他刚正不阿的人品了解很多。
“文革”期间，出了个“白卷英雄”张铁生。后来“四人帮”在北京还搞了一次“考教授”的闹剧。那次考场设在北京师范大学。据说白寿彝先生在考卷上恭恭敬敬地写上自己的名字，然后起身，咳嗽一声就走了。
我到办公室，见大家交头接耳，一边说一边伸大拇指：“老白真行。”
这件事情在当时影响很大。
那时讲儒法斗争史，推崇秦始皇。上边交任务给白先生，让他写秦始皇的文章。但白先生一个字也没有写。后来白先生80大寿时，北京大学的邓广铭先生亲往祝贺，对白先生的人品极为推许。邓先生说，当时我按人家的要求写了王安石，但白的秦始皇一个字也没写。
唐长孺先生生活极为简朴。他是一级教授，每月工资350元,而他每月交200元的党费。有一次，他爱人带孩子到北京来探亲，开支大了。他主动说：“这个月我少交50块党费。”
我们单位有个乒乓球台，平时很脏。后来我们去打球，发现球台非常干净。我们还琢磨，这是谁擦的。后来发现是唐长孺先生走一大段路，专门来擦的。唐先生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其人其事，堪令后辈钦佩。
翁独健先生抽烟，用一个大烟斗。治学极为严谨。他点校《元史》，一坐半天，从来不动。你在旁边走，他都不知道。先生一条腿有疾，每天拄棍，但走路非常昂扬，从来没将自己残疾当成一件自卑的事。
陈仲安先生高度近视，在书局的日子里，除了校点之外，再无别的杂事，连大街都不逛。每次开会都是他率先发言。陈先生特别谦虚，《南史》、《北史》的出版说明是他写的，非常有水平。80年代初，他从中华书局回到武汉大学后，在评副教授时，他表示：“我让了。”当时还被别人取笑：“你评上了不要那是让了，自己还没评上算什么让了。”
那一次，陈仲安没有成为副教授。后来又评的时候，问他有什么学术成果，他说，《南史》、《北史》的出版说明是我写的。当时的武汉大学校长看了出版说明后说，能写出这种文章的人当教授没有问题，于是他便直接当上了教授。
我当时是《金史》的责任编辑，和张政?先生在一起。我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张先生鼓励、栽培很多，先生一直平等待我，至今思之，仍然感动。那时做校勘记，发现有问题就在书上贴纸条，我们叫“贴胡子”。问题解决后，就“拔胡子”。张先生说：“我贴的胡子我拔，你贴的胡子你拔。”每当我有些标注有道理时，先生就用铅笔在旁边批“很好。全文照抄”等。
这批先生学问精湛，平时聊天就能学到不少知识。我记得是1973年5月17日，启功先生聊到避讳问题，他说：“康熙时避‘玄’字，写时缺最后一点，但畜字不能缺。非常有趣。”后来我一查，果然如此。我觉得真是了不起。
应该说，这批先生将自己的很多学问都无偿地贡献在这套书里了。每本书的校勘记都代表了当时最高学术水平。
“二十四史”与《清史稿》的点校本在许多方面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它的学术地位应该说是一个高峰。从国家领导人到点校学者、出版员工，可以说是倾全国之力协作而成。我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有这样的事，估计很难了。（文字整理王玮计亚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