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要读经典，读经典要讲究版本。“二十四史”是我国史学经典要籍，每一史都有多达十几到几十个版本。目前，最便于阅读和研究，也最为通行的当属中华书局点校本。
前些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曾大量影印武英殿本“二十五史”，该社和台湾商务印书馆还先后影印了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其中史部的正史也属于
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大都是在百衲本的基础上，由我国史学界、出版界通力合作，参考众多善本，考证异同，择善而从，对原书体式加以调整，采用新式标点，历经波折，终于完成的一项规模巨大的工程。据蔡美彪先生回忆：此事缘起于毛泽东主席的亲自倡议。先是1953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面告吴晗，要他与范文澜组织点校《资治通鉴》，此书于1956年点校完成出版。1958年9月，毛泽东又指示吴晗继续标点前四史。9月13日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开会，经过讨论，提出“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经毛主席批准后，中华书局组织有关专家开始紧张工作。1959年7月，即出版了《史记》的点校本，12月出版点校本《三国志》。1962年出版《汉书》，1965年出版《后汉书》，前四史的点校工作在“文革”前已全部完成。但是“文革”一起，点校工作完全停顿下来。
197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此事，指示中华书局继续完成此项工程，从全国各地调集对各个断代史最有研究的专家，集中在中华书局集体攻关，使得一批当时还在受审查、挨批斗、住“牛棚”的专家学者因此项任务而较早地恢复学术工作。整个工程终于在1978年初全部完成。当时参加点校工作的学者大部分集中在中华书局上班，有的住在办公楼里，有的来回乘坐公共汽车，早起晚归，在食堂交粮票吃饭。不仅没有稿费、加班费，甚至连样书都不给。经过争取，后来才给了样书。但点校本“二十四史”经住了时间考验，在海内外赢得信誉，称得上是我国古籍整理工作中的精品。这些前辈学者对我国史学研究和古籍出版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载史册。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恢复校点出版突破了当时极“左”思潮设置的文化专制及思想障碍，成为开放大量被当作“四旧”的封存书，整理出版中外经典的一个重要开端。1971年5月17日，时任副总理的李先念同志说：“二十四史”是标兵，它可以出版，很多历史书也可以出版。
这项工程给我们的启示也是多方面的：其一，数以万计的中国古代典籍是无比丰富的出版资源。截止到目前，已经整理出版的古籍仅是现存古籍的一小部分，许多图书馆还堆放着大量未编古籍，点校整理工作应该说是任重道远。其二，党和国家领导的重视与扶持是古籍整理出版的宏观保证。点校本“二十四史”如果缺少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和具体领导，其立项与完成是不可想象的。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也有赖于党和国家的重视和扶持。其三，专家学者的广泛参与和分工负责是重点工程完成的有力保障。“二十四史”点校工作可以说是集史学界出版界的一时之盛。前四史的最终责任者分别为顾颉刚、傅东华、宋云彬、陈乃乾。仅《元史》就有翁独健、?循正、林沉、周清澍；《清史稿》则有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刘大年等专家学者。有学者认为，老北大和燕京大学历史系对史学人才的培养为后来的“二十四史”点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对整理者和出版者的学识与修养都有很高的要求，未来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要持续繁荣发展，就必须重视对新一代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其四，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和谦虚谨慎的科学精神是点校本“二十四史”能成为精品的又一保证。据姚景安先生回忆，《元史》点校本出版后，陆续收到350余条反馈意见。针对这些意见，他们的态度是：“凡提出确凿史料依据，并考证正确的，就从改。……领会不同的，便慎重一些为好。”“有些意见很好，纠正断破句子的地方。证明我们功夫不够，没有很好推敲。”最后由翁独健先生审定改动100余条，并于1983年7月第二次印刷时作了挖改。点校工作的参与者都是一代名家，他们虚怀若谷的态度和学无止境的精神最终使点校本“二十四史”日臻完善。前辈学者的治学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