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上海市艺术创作中心主任，研究员、文艺评论家。曾任《上海文论》副主编、上海
作协副秘书长、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著、编著作十余种，并多次获全国和省市奖项。
“好看”的戏少得凤毛麟角
作为一个参与剧本创作生产的从业人员，在进入这个行当的七年多中，我大约看了近二千场（次）的戏。真正让观众让我觉得“好看”的戏，实在是凤毛麟角，少得可怜。绝大部分的戏，就像毛泽东同志批评的党八股那样，干巴巴的几条茎，像个瘪三，瘦得难看。悲剧没有眼泪，喜剧没有欢笑，正剧没有意义，没有人性的剖析、生命价值生存意义的追问。这些年我一直在扪心自问：我们的戏剧究竟缺失了什么？我们自己在什么地方失足？我们应该追问的责任在哪里？
我曾经提出，要“让演员一年四季有好戏演，让观众一年四季有好戏看”。什么是好戏呢？好戏首先是宽泛意义上的“好看的戏”。观众花钱花时间进剧场看戏是来娱乐的、消闲的、享受的，是要看到让自己产生审美共鸣、情感呼应，让自己感官和心理得到非艺术作品所不具备的那种满足的“好看的戏”，从中看到对人物关系人物心理人物个性鲜明而深刻的剖析，看到超出我们想象和预料的奇思妙想，看到真正的艺术家对人物的理解和栩栩如生的塑造，看到优秀演员“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唱念做打的精彩表演；期待着让自己感动，让自己快乐，让自己忧伤，让自己放松，让自己沉思，期待着散场后的津津乐道，难以释怀。
在戏剧创作中，我提倡“好看主义”。而我们的许多戏剧作品，恰恰是在这个艺术的原点上，就迷失了自己的审美本性。它们像迷途的羔羊看不到前方的星光而东碰西撞，纯情的观众则象等待戈多却永远不见戈多的流浪汉，在剧场中焦灼地期待着永远不见踪影的“好看”。
除了“难看”之外，当代本土戏剧创作主要病症有三
一是大量失血。谁都知道，当今的中国社会处于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变革时期之一。可是，我们的戏剧创作与当代生活十分的疏离、隔膜，乃至有点绝缘。在戏剧创作中，不仅看不到中国前进的宏伟身姿，更看不到中国百姓为这一前进所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看不到他们为这一前进所付出的重大的代价，看不到为了继续前进我们面临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重要性、紧迫性和复杂性。我们的许多创作，对于国计民生民瘼疾苦，对于寻常百姓的欢乐、希冀、烦恼、不幸，对于他们生存的困境，态度冷漠，缺乏表现的热情、冲动和欲望，甚至包括党中央和全国人民都在急切关注并不时见诸报端的“三农”、民工、弱势群体等重大社会现象。今天生活中崇高的诗意和忧伤的诗意，在我们的戏剧创作中基本上没有表现没有作为。戏剧创作在取材上远离了其所处的时代生活，远离了普通大众最日常的生活，远离了当代语境、当代情感、当代公众的集体意识和情绪，从而也从根本上背离了“生活是文艺创作惟一源泉”的基本规律，背离了“三贴近”的要求而成了“三远离”。
这里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现实生活题材的戏剧创作。我曾经看过一出反映今天社区干部的戏。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试想今天的社区就是当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各种社会矛盾、社会问题，会从方方面面聚焦到社区。在社区干部的生活工作心理的“镜象”中，可以相当全面地反映出今天社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因为处于矛盾的焦点，社区干部必然会有自己复杂的心路变化的历程，有属于自己的一份独特的困惑、思考、烦恼和快乐，有着自己在特殊环境中的境遇。可是，人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只是一个没有思想、没有变化的“做好人好事”的符码，一个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里弄干部毫无二致的“九十年代”社区干部。人们在她身上还能依稀看到“样板戏”年代“高大全”的影子。如果艺术家忽视、疏离了真实的公众生活，又有什么权利要求公众去重视、去亲近艺术呢？人民是艺术的母亲。可是艺术这儿子是怎样对待自己母亲的呢？
当戏剧或出于熟视无睹或出于回避大量拒绝了现实生活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以后，就在创作思潮上出现了历史性的倒退，转而重新乞求帝王将相的亡灵。宫闱秘事，皇位争夺，圣明君主，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被进步文化人士嗤之以鼻的花边新闻中的小开淑媛，一时间粉墨登场。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于是，是非、黑白、正邪、历史的前进和倒退，不是被混淆就是被颠倒。当代戏剧急需去蔽和还原，去掉那些遮蔽戏剧创作健康发展的阴影，还原当代生活的本真状态，还原当代生活无限的丰富性。
二是严重缺钙。如果说失血使戏剧失却了叙事鲜活的广度，那么缺钙导致戏剧丢失了穿透的深度。在不少戏剧中，我们看不到剧作家对戏剧事件的基本立场、基本态度，没有用深邃的思想去穿透生活的表象，去照亮混沌的生活，生活成了一堆支离破碎缺乏关联性而硬堆在一起的表象，艺术则成了毫无主见随波逐流的时尚的附庸。以流行的小剧场戏剧为例，它在题材上过于偏执地集中在所谓的白领题材而放弃了其他丰富的创作资源，形成了所谓的白领戏剧；在聚焦白领感情生活的时候，它又放弃了思想的反省和思考，因为缺乏思想，我们的白领戏剧缺失了风骨，软不拉叽，成了无病呻吟、空虚无聊的代名词。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本质上也是那个时代的白领和中产戏剧，可是，他并没有将兴趣变为“性趣”，而是深刻预示了一个女性主义的话题：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我们一直在提倡把思想性放在第一位的“三性”统一，但我们的戏剧缺失的首先就是思想性。
尖锐、深刻、有份量，是戏剧创作的难点，一旦被突破，就会成为激动人心的亮点。英国剧作家弗雷恩的话剧《哥本哈根》是我们近年看到的最具有思想穿透力的作品之一。编剧在量子物理学大师玻尔和海森堡的一次未见于史载的师生秘密会见中，迫使我们去思考，在国家前途和人类命运发生冲突时，科学家有没有自己的科学伦理底线？科学家自身价值选择的底线在哪里？科学家自身的人格、世界观与科学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也许许多人认为今天是一个艺术不需要思想的时代。但我不这么看。我们的艺术不仅需要思想，而且我们要反思我们的艺术贡献了什么思想，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的“思想”，是比观众还少得可怜的“思想”，是平庸乏味毫无魅力的“思想”？还是自己从纷繁表象中提炼出来的新颖的深刻的“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的思想？正是思想的风骨构成了艺术中最核心的部分，而今天我们的戏剧基本上没有稍有力度的思想，呈现出一种严重缺钙的硬度缺失。
三是缺乏想像力。因为想像力匮乏，我们就无法开掘世俗生活的美学意义和诗性内蕴，无法将生活提供的资源进行解构和重构，在舞台上使熟悉的生活产生“陌生化”的令人惊讶的艺术效果。因为想像力的匮乏，我们戏剧创作的戏剧性远远比不上生活中层出不穷的戏剧性。即使生活中十分动人的事情，一旦进入戏剧就会变得无生趣、变得虚假干瘪。戏剧家创作出来的戏剧性人物关系和台词，全在观众的意料之中。俗话说，编剧是“骗子”，观众是“傻子”。现在是编剧的智商大大低于观众，“骗局”未开场已经被“傻子”识破，戏剧的“场”中无法构成艺术家和观众彼此之间挑战的良性互动关系。
在戏剧艺术中，所谓艺术想像力，就是在“有”中发现“无”，即是在人们熟悉的生存经验中发现被人们忽略或无法感知的那些东西；就是在“无”中创造“有”，创造出实际生活中没有过的形形色色的艺术形式，有意味的形式。
因为我们戏剧缺血、缺钙、缺想象，于是不得不求助于包装。许多戏剧作品，舞台调度过于频繁复杂，每戏必舞，烟雾腾腾，雪花飘飘，电脑灯炫人耳目，这种抽取了结实内容而突出豪华包装技术手段和物质主义的做法，使戏剧变成了一种空洞的形式。
本土戏剧缺失的深层次的原因
对戏剧而言，文化生态、文化环境不仅是剧场、舞台技术、灯光设备这些硬件环境，也是由认识、观念、体制机制、舆论气氛等构成的软环境。我们总以为，有了硬环境的发展，各地有了自己的大剧院，就会有戏剧的繁荣。其实软环境对艺术的生长，是更为重要的生态。
这些年来我们对本土戏剧作为文化传承的根脉之一，歧见丛生，远远没达到一种战略上的共识。这里有三个层次，首先是文化在整个国家发展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其次是民族文化在整个国家文化事业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最后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种类、形式如戏剧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功能、地位和作用。戏剧生态危机第二个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的文艺观念并没有真正地与时俱进。不进则退。众所周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艺界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但我们的不少戏剧创作却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渐从为政治服务演变到为政绩服务。文艺功能的观念比之上世纪80年代有逐渐狭化的趋势。
戏剧生态危机的第三个深层原因是舆论环境不利于民族文化本土戏剧的生长。上世纪80年代开始，欧美尤其是美国的文化艺术产品大量进入我国，一方面固然在一定意义上开拓了我们的艺术视野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但是，另一方面，这种缺少分析几乎不设防的文化引进，更加上这种文化产品背后的强势经济的支撑，也导致了一种数典忘祖缺乏民族文化自尊心自信心的心态。同时，西方一些过时的文化产品，如大众化的音乐剧、过气的明星等，则长驱直入，以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惊人的票价盘剥着国人口袋里的人民币。我们的媒体宁可拿出大量的版面去炒作一些舶来的东西，而对于本土作品和艺术家，则不是视而不见就是以一块“豆腐干”的千字文敷衍了事。总之，在对待民族文化的态度上，我们没有为本土戏剧的生长和繁荣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