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847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以来，人们在一种理想主义精神的鼓舞下，对可能出现的“世界文学”的绚丽前景以及“世界文学”以何种途径实现等问题做过许多的理论探讨。
而最近出版的胡良桂《世界文学与国别文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的“世界
当然，对全球化文化语境下“世界文学”理念的研究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因为胡著对“世界文学”理念的研究其基本精神依然是理想主义的，他所阐述与描绘的“世界文学”形态同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所预言的“世界文学”一样，是处在理想状态中的“世界文学”。毫无疑问，这一百多年来的文学历史就是各民族文学走向世界化的历史，各个民族的文学都不可能不同其他民族的文学相互交往，但同样无可怀疑的是，人们期盼的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不过使我们笼罩在“世界文学”形成的巨大幻想之中，那种相互依赖、平等共存的文学共同体其实并未出现。首先，各民族文学的交流本质上是一种非对等的交流，民族的经济强势必然赋予该民族的文化与文学以交流与对话的强势。如果在交流与对话之中出现了一方强势话语，交流与对话就极有可能异化为不平等的赋予和倾听。“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中国文学一直在努力与世界接轨，但是由于中国国力的积弱，平等的对话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努力与世界接轨的过程本质上只是一个被赐予与要求倾听的过程，所以有人说中国一部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西方影响的接受史。其次，民族文学的个体性与世界文学的普遍性在相互关系上的同一性原则依然无法抹去文化上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者的眼里，经济落差势必导致文化的落差，经济落后的民族其民族文学个体性愈是突出，就愈有可能作为西方文学的一个他者，一个参照物，以反衬出西方文学的普世性与现代性。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一些艺术家执著地挖掘中国民族生活与气质中的“黄土性”，并以此获得了西方主流文化的喝彩，反映出的就是这种全球文化语境下西方中心主义的心理。依此看来，世界文学与国别（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悖论。为这种关系确立一种理想的形态，无疑是思想家高瞻远瞩的预见，是理论家一个良好的学术意愿，但这种理想形态的真正实现，恐怕要有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得到检验。
尽管如此，胡著出版的理论价值仍然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担心民族文化个性的丧失，这是第三世界各民族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只因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地位重要的大国，所以对文化个性丧失的焦虑来得更为强烈。胡著不仅给读者阐述了世界文学一体化的历史发展趋势，展示了当今全球化文化语境下文学世界化的现实基础，描述了世界文学与国别（民族）文学之间关系的理想形态，同时也在“世界文学”理念和目前文化全球化的具体语境的碰撞中启示着人们进一步研究在通向这一理想形态的路途中已经遭遇或可能遭遇到的种种具体的问题，这对慰解人们内心中的文化焦虑也许不无裨益。尤其值得指出的是，面对世界文学与国别（民族）文学之间的现实悖论，胡著有一个基本态度是令人赞赏的。作者说：交流意味着一切，一切在交流中生成、存在，不在交流中发展，就会在交流中被淘汰。这就告诉我们，即使世界文学永远达不到理想的形态，即使弱肉强食的经济原则在特定的时代里被错误地应用到文化生态建设中，处于弱势的文化与文学也必须坚持交流的原则，只有勇敢的胸怀宽广的对外交流才能给民族的文学注入永远创新的强劲活力，应该说这正是胡著四十万言凝聚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思想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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