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是习俗中事，不能由谁规定。但照旧章都已不满足，人人盼着出新意。“春节乏味”的感叹中，已含着“改革”的愿望，传统节日能不能来个“转型”呢？
现在的问题是，单将过去锁定在“团圆”二字上，恐怕有点太局限。尤其是，“凑伙儿”凑不成的家庭还过不过春节？而人丁齐整的喜悦，若缺少其他的元素，
中国人过春节的过分家庭化，归根结底是宗法社会传统的延伸。维系古代文化精神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中就有两项为家庭伦理；“五伦”中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属家庭范围的则有三项。再说春节拜年，照习俗，初一拜本家和邻里，初二初三拜母舅、姑丈、岳父，除邻里外，均限于家族内。还好，旧礼节倒让“邻里”打了个擦边球，但看近年的情况，街坊邻居也靠边站了，单元房的住房形式，先天不足地打下了一个“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基础；迎合了团圆概念的央视春节晚会及各类电视节目，更将人们圈定在方寸家庭之内；而方便快捷的现代通讯手段，则将足不出户、惰性十足的过节方式推向极致。
其实，追到老祖宗那里，我们的过年原也是有“团体”形式的。春节起源于“腊祭”。古时的腊祭，并不限于我们今日仍残存的各家各户的供财神爷和供灶王爷，而是有“公众活动”的。据说对于春节盛大的歌舞祭神活动，孔子跟他学生子贡的看法迥异，前者赞同，后者反对，这说明春秋末年已有此俗。又据东汉张衡《西京赋》所述，年节庆典里，有带面具舞铖斧驱鬼神者，有手拿扫把赶鬼的男女巫师，还有头扎红巾、身着玄衣、放箭打鬼的童男童女，可见这也是规模不小的社会性活动。唐代以后，始有灯会记载。到了宋代，灯会、花会样式愈多，南方舞龙，北方跑旱船、踩高跷，自吴承恩的小说出世，孙悟空、猪八戒，也成了灯会花会中的“公众人物”。纵观发展的轨迹，春节活动，渐渐减少了迷信色彩而转为大众娱乐。
但人文色彩更浓、规模更大的节庆活动还在国门之外。欧洲最普及的圣诞节中，圣诞老人就是人类之爱的化身。照习俗，各家各户在自家壁炉边挂上长袜，期待圣诞老人礼物的降临。法国的孩子们将鞋子摆在门口，等待的则是另一角色――“圣婴”的慷慨赐予。各国传统特色极浓的狂欢节，同样充溢着“普天同乐”的氛围。每逢节日，总是一派倾城出动，街巷爆满，人山人海，欢呼雀跃的景象。如果说西班牙的化装游行是以仙女、王子、海盗、小丑的装扮来张扬个性的话，那么，德国彩车向欢庆的人群抛撒数以吨计的糖果和鲜花则仿佛昭示着一个理念：“资源共享”，无须回报……
试看今日世界，改善生态、抗温室效应、反恐乃至印度洋地震海啸的赈灾，都已打破国界，由“地球人”联手去做，值此“一体化”氛围，我们的传统内容已淡化的春节，可否汲取世界各民族之精华以创造当代新形式呢？既然日本及欧洲不少国家已将我们的春节列为他们的法定节日，既然美国也是从19世纪才开始从德国“进口”圣诞树的习俗，为何不可在春节的“过法”上借他山之石“为我”攻玉呢？况且，当下我们的社会多么缺少人间情感的沟通！若能在节日里架起人际交流的桥梁，那就应该看作是“重塑民魂”的一件大好事。春节里一个拜年的举动，历来是同事间、朋友间消除隔阂的良好契机，何不将此扩展一些，变成一种更加博大的“让世界充满爱”的努力呢？
当然，传统的改变，岂是易事？但笔者以为，改变一下春节的冷清，总是可以做到的。忆往昔，每到春节，街面上除与“喂嘴”有关的店铺尚敞开门户外，其他机构大都关张，民众的惰性的居家团圆与公共机构的漠然的“休假”交相呼应，同构出节日的寂寥。
油然想起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还有一个早被遗忘的“人日”，即正月初七。此节来自旧说：“岁后八日，一日鸡，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马，七日人，八日谷。”据记载，这个节日也叫人胜节，过节的仪式有祈祷，有郊游，看来无固定模式。但成都人有一习俗已沿袭至今，即在这一天成群结队去瞻仰杜甫故居。写到这里，笔者忽发奇想，北京的博物馆、纪念馆和名人故居可谓比比皆是，要是利用这一天，搞一回盛大的文化谒拜活动，该有多好！
地球正变暖，不好也好。至少，北方人过年的出户总少些顾忌了。团圆之余，足出门户，与同胞联络一下感情，且顺便倾听一下“春”的脚步声，岂非天大快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