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老1907年生于成都，20岁就开始担任《北京晚报》“余霞”副刊编辑。30年代办《世界日报》。先后担任过上海《立报》、香港《立报》、《新疆日报》、《新蜀报》、《华商报》的总编辑、总经理、社长等职务。在上海《立报》的副刊“小茶馆”上，他以“了了”的笔名，发表了许多贴近群众，针砭时弊的文章，影响颇深。在
1978年，萨老调全国政协任副秘书长。1983年4月他创建了《人民政协报》，并任总编辑兼党组书记。当时萨老已是76岁高龄，患了脑血栓等多种疾病。1984年，组织决定要我来接替担当此任，我在犹豫中，去见萨老。那天，小院的竹林被一层白雪覆盖，显得幽雅和富有诗意。在轮椅上，他谈吐口齿清晰，思维敏捷。我谈了我的顾虑：我愿选择办报的道路，但我是个书生、太刚直，认真，最害怕的就是人际关系。他认为，这难以避免，并说他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当年他办《立报》，是成舍我推选的，但后来在香港办《光明报》，两人因政见不一闹翻了。他说：“我给你一条锦囊妙计，秘书长彭友今公正厚道，也搞过新闻，有事多找他谈，我也会和他打招呼。”以后直至萨老谢世的四年中，我每月至少去看他两次，像这样清楚的谈话只有三次，他的夫人郑小箴每次都是一句话：“真是缘分，都五天没说话了，今天说的这么多。”
1985年1月，我接任萨老《人民政协报》的职务，报纸改为周双刊。萨老仍是编委。我看望他时幽默地说：“您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来向您报到。”他反映灵敏地一字一顿地笑着说：“还有下半句：我是你的臣民。”我们都笑了。因为这是毛泽东接见末代皇帝溥仪时的一句幽默话。
2月春节过后，我去拜年，那天他精神非常好，让夫人把轮椅推到书房去，叫我谈谈报社改革的情况。我简要从机构、编制、人员、经费等谈到版面。我说，我国惟一的统战报纸大政方针已定，版面也形成眉目，我只有萧规曹随了。但是，我还想从政协职能角度抓些问题和典型。他颔首同意。
萨老是一位才子，能诗会画，书法也别具风格。他的许多事业是在香港建树的，他的许多朋友也都是在香港结识的。他的客厅里悬挂着两轴书幅，一幅是郭沫若亲书自作词《满江红》，一幅是柳亚子的书轴：
热心公益无事忙
有求必应香港脚
乔木夏衍铁生仲华尊棋宗汉诸子戏为谐语赠空了道兄留念并属亚子书于素纸时1949年2月26日
乔木（乔冠华）为首的这些老一代文人，以诙谐的口吻赞美这位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而奔波的报人，真是充满了亲切感。萨老一直到临终都将之挂在身边，其深情可见。
萨老是热爱香港的，他从1937年上海陷落去香港，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回到北平。10多年间，他几出几进香江，其间，他曾被重庆的国民党绑架，关了一年半集中营。有一次，我们坐在小院竹林旁，我向他讲诉本报报道的热血洒在辽河边上的香港医生潘恩良的事迹时，他几乎流下眼泪。世代生长在香港的青年医生潘恩良，志愿来到偏僻的辽河之畔台安县，不论严寒酷暑，不分白天黑夜，为患者医病送药，一直到殉职在患者的病榻旁。那时，他是县政协副主席。全国和香港各大报都转载了本报文章。全国政协、中央统战部、港澳办、中共辽宁省委都作了“学习潘恩良的决定”。萨老把搭在轮椅上的右手放在我的膝盖上，一股热流，传递着他的深情。临别时，萨老让夫人拿出一本刚出版的再版《香港沦陷日记》，他翻开1943年初版时的《序言》，在一处用铅笔画了一个勾，并签上“禹时同志惠存”，郑大姐加盖了萨老的名章，这成了我的珍贵藏念。当夜，我读赠书时，仔细品味了萨老勾出的那段话：“我常常警告自己，不应把自己所编出来的报纸，当作翌日即是覆酱剖的烂纸，而应当把它看成人类历史记载的一部分。假使不能将亲历的一切忠实地写出，那我们就是那些伪造历史者的帮闲，即使出于无心，也是罪无可绾。”我反复咀嚼回味，萨老的话，使我这一生搞文字的人，感慨良深。
潇潇竹雨，流光如霰。萨老在世的最后三年，在轮椅上语言就很少了。我去拜望他时，总是傍靠轮椅，默默地坐着。看得出，有时，他力图将胸中的汹涌波涛喷出，但急得唇颤面赤。1986年初夏的一天，下班后我去看他。我们坐在竹林旁，他仰视天空，凝望着夕阳染红的蓝天下飞鸣的群燕，那感情看来是复杂的：遥想，寄思，伤怀……突然，他清晰地吐出两个字：“燕子！”接着，他告诉我：“我的生日是阴历二月十三。”他还指着书房说：“我的资料，今后你随时可以用。”是什么思维之舟，使他看见燕子，联想到自己的生日，又想到资料？后来我住医院，每看到窗前飞过的燕子，就想起萨老。我写了两首燕子词，借以怀念萨老。其中有两句是：“夕阳为墨天作纸，遍写情思有谁知？”
1988年10月10日，我去看萨老，他精神很好，对自己不能再办报，表示遗憾。他还对没有给我写字，表示歉意。10月16日上午，突然报来噩耗，萨老于清晨去世了。这一天，恰是我的忘年师长钱昌照副主席辞世的第三天，也是三年前萨老赠书给我之日。我悲感顿生，四年来默默中不多的铭言，一齐涌上心头，那都是掷地有声的珍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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