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学报》2004年第2期刊发了钱冠连先生的文章：《以学派意识看汉语研究》。文章认为：伟大的思想只能在学派的争鸣与磨擦中产生，但是汉语研究的学派形势不明朗。部分地代表了百年来中国语言学精英的北京大学―――《语言文献卷》，既是百年辉煌的见证，也是学派不盛的记录。
其实，学派不盛不仅是语言学界的现实，也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现实。深层的原因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学术体制不支持学派意识，也不支持学派行为。
在中国现代学者的学术记忆中，学派的学术语义常常被置换。最典型的如：学派的帮派化运作和对学派的政治化误读。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的释义，“学派”指的是同一学科中，由于学说、观点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可以这样认为，学派是在一定条件下结成的学术伙伴关系。问题是：这种学术伙伴关系是学术至上还是利益至上？在学术和利益之间，学者们怎样寻找平衡的支点？
即使天平向学术一端倾斜，学者们有时也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压力，毕竟学者们首先要生存，才有可能求学术发展。学术至上的学者可以得到学人的敬仰，但是在现有的学术体制中，不一定能够有效地凝聚学术团队。学者们可以感觉到的是：在学术的神圣空间，学术至上令人心向往之;在学术人的世俗空间，学术的尊严往往被非学术的因素所消解。
如果天平向利益一端倾斜，学派可能滑向利益集团，淡化学术使命。作为利益集团的学术团队，很容易走向帮派化运作。当一支学术队伍遭遇学术质疑的时候，学派应有的气度是坦然面对“他者”审视的目光，而利益集团的反应则或多或少带有江湖化倾向。
如果说学派的帮派化运作是“以学术的名义”护卫集团利益。那么，对学派的政治化误读则“以革命的名义”打压学术异己。
当人们对学派的误读从学术语境进入政治意识形态语境的时候，学术问题立刻人为地添加了政治含量。我并不认为学术问题不关涉政治，我只是不希望看到政治的偏激取代学术的宽容，不希望看到因为政治压力丧失学术的公允和学者宁静的心态。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有过教训，偏离学术本位的政治解读可能弱化、甚至最终卸下学者的学术承担，扭曲学者的学术人格，进而导致学术生态环境的恶化。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学术之争和政治斗争达成了默契，学术话语权让位于政治话语权，学派成为政治的标靶，成为学者们远离的是非之地。所幸的是，这种状况已经改变。
在我看来，学派是学科发展的生长空间，学术创造的可能性在学派的觉醒和成熟中得到不同程度的认证。当一位学者的标志性成果成为一个学派的标志性成果的时候，这个成果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典。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到智者学派;从布拉格学派，到哥本哈根学派;从法兰克福学派，到耶鲁学派，不同的认知世界方式，不同的经验系统，不同的学术资源，不同的治学理念，相互敞开、相互参照、相互整合，共同书写人类思想的成果，共同搭建人类心智的平台。
学派意识的觉醒，是学科走向成熟的条件。学派纷呈，是学术繁荣的景观。中国学术界，需要挣脱对学派的负面想象。中国学术体制，需要重新为学派定位。中国学术研究，呼唤学派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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