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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盛世”的多元组合

2005-02-1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孙家洲 我有话说

编者按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在中央台热播后,不仅在观众中引起很大反响,而且还引起广大观众对西汉历史特别是汉武帝时期历史的强烈关注。为此,本刊特约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彭卫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王子今教授、

北京大学刘华祝教授从不同角度分别撰稿,解析汉武帝其人及西汉前期的历史,希望这组文章对读者了解此段历史有所裨益。

自古及今,国人的“盛世”情结未曾衰减。近来对“汉武盛世”的关注,再次成为媒体报道的“热点”。今人对历史盛世的强烈关注,或许多少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强国梦”有某种暗合之处。“汉武盛世”与其他几个历史时期的“盛世”相比较,在气势恢弘、开拓进取诸方面,确有其卓绝之处。早有历史学家指出:古代中国的政治统一,完成于秦始皇;而文化的统一、制度的统一,则完成于汉武帝。他的时代以功业显赫、垂范后世而留名青史。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认为探析其“盛世”局面形成的原因,远比感喟其辉煌的表征更为重要。诸种因素的合力作用,往往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讨论“汉武盛世”的成因,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认识方法。

励精图治的共同追求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他继承了“文景之治”的全部历史遗产,其中既有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经济富裕的优势,也有制度残缺、国家控制能力薄弱的遗憾。“文景之治”时期奉行的“无为”政治,有助于经济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它可以导致社会的安宁,但是不足以导致一个大有作为的时代的到来。

在是否需要改革求治的根本问题上,关注时政的儒学大师董仲舒应时而出,倡言:“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汉书・董仲舒传》)在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汉代,对祖宗的成规遗意,后人只有恪守的义务,而无变更的权利。而董仲舒却有勇气蔑视政治禁忌,“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的定评,即便不是对“文景盛世”的否定,也是包含着无尽的遗憾。在呼吁以改革而求治方面,董仲舒无疑站在时代的前列。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这并非是董仲舒的独特之见,一介文士的司马相如,也对汉武帝的进取功业酣畅淋漓地加以赞颂:“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汉武帝自称“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资治通鉴・汉纪十四》)。一时君臣都把变法求治、造就盛世,作为自己理应承担的历史使命,而且在励精图治的进程中,汉武帝得到了一批时代精英的拥戴,甚至是推动。

纵观汉武帝时代的基本走向,特别是将它与此前的“文景之治”相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这样的趋势:不屑于追求稳定和“守成”,而立足于“更化”以求强盛。汉武帝与他的统治集团,为了国家的振兴和强盛,敢于知难而进,不怕承担责任,并有驾驭大局不使失控的能力。

尊重人才的政治意识

国势的强弱,取决于人才的去留。在竞争激烈、事功显赫的年代尤其如此。使不同风格的英豪俊杰各尽所能,是汉武帝成就盛世大业的人事保障。班固在《汉书・公孙弘卜式?宽列传》的“赞”中,大力褒奖武帝时期人才之盛,称之为“群士慕向,异人并出”、“汉之得人,于兹为盛”。他所论列的时代精英有:主父偃、卜式、卫青、金日?、公孙弘、董仲舒、?宽、石建、石庆、汲黯、韩安国、郑当时、赵禹、张汤、司马迁、司马相如、东方朔、枚皋、严助、朱买臣、唐都、洛下闳、李延年、桑弘羊、张骞、苏武、霍去病、霍光,“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最后一句,道出了这些人才在缔造盛世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

稍微了解汉代历史的人,对上述不同凡响的人物都会心怀敬意。在军功显赫的年代,文士难免受到压抑,其作用容易被忽略,其贡献容易被抹煞。兹选择汉武帝时代的部分文士为例,略述其功业。他们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关头,表现出超乎常人的预见性、判断力和实际操纵能力。

在提高儒家的学术影响直到确立其独尊地位的过程中,辕固、赵绾、王臧、董仲舒、公孙弘都各有其历史贡献。主父偃堪称汉武帝时代的纵横之雄,他分析政治利害鞭辟入里,而其敢作敢为的性格更使人敬畏有加。在削弱藩国的进程中,他提出的“推恩令”,具有根本性的意义。董仲舒不仅建议“独尊儒术”从而奠定了儒家的政治地位,且对当时的政治弊病颇多中肯的批评。如针对西汉前期“任子制”与“赀选制”等任官制度产生的流弊,董仲舒就在对策中提醒过汉武帝。他还提出要及早解决土地兼并之害,统治者未加采纳,结果到西汉后期竟然成为无法解决的痼疾。司马迁的史学贡献,使他成为我国正史的开山鼻祖。他的治史宗旨和批判精神,都被后世奉为楷模而难以企及。司马相如的辞赋,纵横挥洒为百代楷模;同时,他服务于武帝开发大西南的两篇文告,文辞犀利,充满了雄迈之气,不失为汉代政论妙文之一。东方朔号为“滑稽之雄”,在百代雄主汉武帝之前,或者直言进谏,或者以玩世不恭的方式嘻笑怒骂,实则忧国忧民出于至诚。即便是在军事领域,汉武帝时期的文人也有不俗的表现。严助在用兵越地之时表现出的决断力,在朝廷群臣之中罕有其匹;平越之后奉旨向淮南王刘安申明朝廷用兵必要性,则表现出他擅长辩论的能力。

汉武帝时期的文士之中不乏一流的人才,这与汉代雄健豪放的时代精神直接相关,也与汉武帝破格用人的雅量相关。他还鼓励毛遂自荐式的人才选拔方式,一时之间“上书拜官”成为竞进者步入官场的捷径。主父偃等人上书论政,当日就得到武帝召见,并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求贤若渴之情溢于言表。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思想和实践,自有其值得发掘的价值。

审时度势的制度变革

汉武帝时期的政论家严助,总结汉武帝时代的特点:“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汉书・严助传》)班固在论及这一问题时,也特意强调“孝武之世,外攘四夷,内改法度”(《汉书・循吏传》)。类似议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立论取向:特别推崇汉武帝大力推行制度变革。

以立法削弱藩国势力。汉初推行的“郡国并行”之制,容易造成“尾大不掉”的流弊,其危害性在“吴楚七国之乱”中已经充分暴露出来。因此,汉景帝挟平叛之余威,颁布过贬抑藩国地位的新规定。汉武帝继之创设诸多制度法令,极大地削弱了藩国势力,使之无法再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实施了“推恩令”。把本属于王国的部分领土,新立为侯国,并且改变其原来的隶属关系,使之归属于附近汉郡。其客观效果是“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汉书・诸侯王表序》)此外,还有阿党法、左官律、附益法等相关立法适时出现。这几个法律制度,交互为用,使诸侯王国受到根本的抑制,地方势力坐大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完善监察制度。为了强化对百官的监察,汉武帝增设了司隶校尉和十三部(州)刺史。司隶校尉主要监察京畿地区,甚至皇太子、三公也在其监察的范围之内。刺史则“以六条问事”,除了一条是监察地方豪强之外,其余五条都是针对郡国一级高级地方官的不法行为。汉武帝时期的吏治较为清明,与多层次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监察、监督制度密切相关。

推行垄断经济政策。汉武帝一改前人法度,推行了一系列的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特别是官营盐铁、垄断货币的铸造权与发行权、推行“均输”和“平准”等与经营相关的新法规,成为汉武帝时期增辟财源的有效途径。史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史记・平准书》)。

如果没有这些制度革新,就不可能出现名垂千古的汉武帝盛世。制度建设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是最为根本的。它的影响之巨大,远远超出于“明君”的个人作用之上。

战争体制的动员作用

凡是涉及制度、政策的重大改革,往往会受到持重者的反对,从而表现为层层的阻力。而汉武帝时代先后推行过那么多的新政,却没有引发多少争议。其中的原因何在?一个大概合理的解释是:长达30多年的战争,使得国家处于长期的战争状态,在一切服务于战争的体制之下,国家的管理者最容易把全国的人力物力动员到一起,随意加以调拨和使用。开动战争机器,从来都是强化集权制统治的有效手段。

其中一个显著的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国营垄断经济政策的实施,涉及多方面的利益矛盾,也是武帝身后引发争议最多的问题。理财大臣桑弘羊作为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在著名的盐铁会议上,为了回击论敌的批评,分析了导致经济变法的主要原因:长期的边疆战争耗费了国库积蓄,武帝不得不寻求新的财政来源,以支撑大量的军费开支。这一理由使得他气势大增。可以想见的是,在削弱地方力量、剥夺宰相职权以及开通西域、整肃游侠等方面,汉武帝都有理由借助于战争体制。

在这里,特别应该强调的是,以武力征伐为主要内容的“盛世”,不可能是田园牧歌的世界,暴力曾经是无法避免的手段,民众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在我们关注古代“盛世”的时候,也不要忘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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