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翻阅报刊，《光明日报》1953年1月7日的一篇报道使我很受感动。这篇报道的背景是：原高教部召开部分高校负责人会议，研究当时正在进行的教学改革。会议强调教学改革的大方向是对的，但要稳步前进，不要急于求成，要保证教师的工作与生活，对开会与备课时间要加以控制……历史上这场改革的得失不在本文讨论之列，
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好像没有“以人为本”的提法，但从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高教部的领导是有这种意识的。可以想象，那场改革有很多大事要抓，但原高教部却把保证教师生活、控制开会与备课时间作为强调的内容。如果联想到当前中国广大地区正在迅猛推进的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相信很多人都会从中感受到这条旧闻的现实意义。
几年来，笔者在全国各大实验区采访，深深感到这次课改其深度、广度、难度、以及问题的复杂程度都是空前的。广大教师需要拿出时间学习课改的理论，需要花费精力在没有现成经验的情况下实践改革的思想。
新课程对教师备课的要求是“既要备课本又要备学生”，因此教师在备课的过程中就既要研究与传统教材有了很大变化的新教材，又要了解学生对新课程的知识准备和心理准备，并且想出应对措施；新课程要求教师“不是‘教’教材，而要‘用’教材”，教师就要花大量心思琢磨怎么个‘用’。其中的措施之一，就是要跑图书馆、档案馆、资料室，寻找很多课本以外的包括文字、图片、老照片、录像带之类的资料，以丰富教学内容。新课程对教学手段有新要求，教师就要学会使用多媒体、做课件，还要发明并动手制做新教具。新课程要求课堂不能总是“满堂灌”，教师就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设计不同的教学模式，包括小组讨论、做游戏、演课本剧、做实验、户外观察、社会调查等等。新课程要求作业也要花样翻新，不能老是机械训练，教师就要在这上面动脑筋，设计出形式活泼、又能巩固知识的各种作业模式。近两年，新课程的设计者提出要开展“校本科研”，即把教学科研的工作下放到学校，下放到教师。也就是说，教师不仅要完成上述教育教学任务，每年或每学期还要完成一定的科研任务，很多学校把它量化为一定数量的论文写作。
推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几年中，各实验区发放的各种调查问卷大约不下几百种，但不知是否有人进行过这样一种调查：教师要完成上述这些工作要花多少时间？教师每天几点下班？晚上几点睡觉？双休日、节假日有多少教师能真正得到休整？教师队伍中，身体处于健康状态的有多少？亚健康状态的有多少？带病工作的有多少？如果这种调查还不多甚至还没有，笔者希望有关部门应立即在一个广大的范围内着手进行，并作为今后工作检查的一个例行内容。
应该说，新课程对教师提出的教育教学方面的诸多新要求都是有道理的，但任何好的设想付诸实施都要有个过程，在决定这个过程的时间长短、推进速度的快慢时，千万不可忽略教师队伍的基础，地区的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不同的承受能力。一刀切的要求和急于求成的心理都容易造成“好事没办好”的结果。
处于课改第一线的教师队伍中，中青年教师占绝大多数。年轻教师要谈恋爱，要抚养年幼的孩子，这些也需要花时间学习；中年教师则要面对年迈的父母、孩子升学等问题，需要比以往花更多的精力来应付家庭的重担，何况他们自己的身体也开始走下坡。“关心学生的一切，关心一切学生”是教师这一崇高职业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教师的一切是否也要有人关心呢？换一个角度，即使为了保证或提高工作质量，关注教师的工作强度和生活状况也是非常必要的。
新课程强调教师要有创新精神，“没有创新精神的教师，岂能培养出有创新精神的学生”，这话是不错的。但创新精神的产生需要怎样的环境呢？
肖川先生在他的学术文章《负担过重何以会导致肤浅》一文中认为：“闲暇是一个人自由发展的空间。没有闲暇就没自由发展；没有自由发展，就没有对世界深刻、独到的感悟、体会、理解与把握。兴之所至的自由阅读，超功利的精神漫游，没有外在压力的沉思冥想，最有可能创生出独到的思想。思想的自由翱翔，需要广阔的心理空间，而负担过重只能使人的内心世界变得逼仄。”“理性的顿悟，灵性的生发，需要闲适；心灵的舒展，视界的敞亮，也需要闲适；创意，往往在闲适轻松时翩然而至；情趣，也每每在闲适从容中一展风采。”肖先生说：“课业负担过重是不可能给学生一种闲适的心境的，倒极有可能使学生整日处在心事重重焦虑不安的煎熬之中。”其实，这些分析也适用于课改中那些负担过重的教师。为什么教师对学生态度粗暴的事情时有耳闻？为么搞花架子，做表面文章的现象屡禁不绝？恐怕除思想认识问题以外，也与教师负担过重，心理压力过大有关。
课程改革是为了使教育更符合以人为本的教育科学，那么课改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科学过程。因此，谨记“欲速则不达”的古训，应该是不少热情的改革领导少走弯路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