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古文《尚书》真伪，有一个人和一本书不能绕开，即阎若璩（1636～1704）和他的《尚书古文疏证》（以下简称《疏证》）。古文《尚书》是“疑古”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阎氏《疏证》“定案”为“伪书”。这是“疑古”传统中头等大事，是最成功的“证伪案例”，阎若璩被公认为是清代考据学的主要奠基人。这是我选择阎氏《疏证》作正面检验的背景情况。为此我写了题为《阎若璩<疏证>伪证考》（以下简称《伪证考》），副标题是“清代考据学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的文章，在撰写过程中，我充分感受到，运用电子数据的技术手段可以为传统学术领域的研究带来极大便利。下面举例说明。
纪昀在《四库提要》中已经指出《疏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章法零碎，编次“未归条理”；二是“支蔓”（也就是废话）太多，“衍及旁文，动盈卷帙”。废话指与《疏证》主题（古文《尚书》“证伪”）毫无关系的内容，约占全书篇幅（去标点24万余字）的56%。阎氏将较强的论证放在醒目位置，将较弱的论证“化整为零”隐蔽在“支蔓”中。《疏证》因此非常难读。
一个偶然机会，我得到一部《疏证》电子文本。回来后做了三件事：第一，统计《疏证》中“支蔓”的含量及其分布情况，写出《伪证考》引言部分一个章节“《疏证》支蔓考”。第二，通过删去“支蔓”，得到一个“洁本”。第三，阅读全书，区分专题，然后将“洁本”全部内容分别编入不同专题之中。于是得到一部条理清楚的“洁本”。章法零碎和废话太多两个阅读障碍迎刃而解，对《疏证》的检验由此获得顺利展开的条件。
古代文献学大家无不记忆超群，即使如此，由于典籍浩如烟海，其全部工作量一半以上要用在翻阅文献、查寻书证上。阎氏“博极群书”，是清代考据学顶尖高手，《疏证》征引之博开乾嘉汉学先河。对该书论证是否成立的检验步骤之一，是查对其所引书证的原文。该书不仅征引极博，且有些引文不说明出处，还有一些议论包含书证背景但不以引文的方式提出。完成这个步骤，需做大量极其繁琐的文献查寻。若以传统方法翻检文献，不啻“大海捞针”。
我从1998年起一直注意从网上收集古文献的电子文本。三年前，研究所资料室购买了一套《国学宝典》的软件。我在自己文献素养的基础上，使用检索工具，可以基本实现对《疏证》每一篇论证的文献依据逐一核实和全面了解。在核实和掌握《疏证》文献依据的基础上，进而考察阎氏“指控”古文《尚书》是“伪书”的“举证”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存在可以直接推翻其“举证”的相反证据。例如阎氏关于“晚出孔《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疏证》第二十三）的论证是后人时常提到的著名证据之一。其要点如下：（1）先确定只有郑玄的《尚书》注本（杜林本）是孔氏“真古文”。（2）再确定蔡邕《汉石经》是伏生今文本《尚书》。（3）将“晚出孔《书》”与“真古文”对比，二者文字有所不同。（4）再将“晚出孔《书》”与伏生今文本（洪适《隶释》石经《尚书》残碑）对比，二者文字有异，且《无逸》商三宗排序、高宗年数不同。（5）结论：“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
上述论证中包含一个刻意捏造的伪证：阎氏将“晚出孔《书》”与“真古文”的对比，实际上是将贾马郑注杜林本与三家今文伏生本的对比。这个对比与“晚出孔《书》”和“真古文”的异同毫无关系。（详见《伪证考》）这里主要谈《无逸》商三宗排序、高宗年数问题。孔传本古文《尚书》的商三宗排序是中宗，高宗，祖甲，残碑今文本是祖甲，中宗，高宗。残碑“肆高宗之飨国百年”，孔传本作“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我通过使用检索工具，找到《中论・夭寿》引《无逸》这一部分内容（183字），其商三宗排序、高宗年数均与孔传本相同。《中论》作者徐干（171～217）是建安七子之一，其书撰于汉末。此时距梅赜献书（大约318年）还有100多年，还没有进入阎氏划定的“作伪”时段（魏晋之间）。因此，这种不同绝对不可以作为“晚出孔《书》”的作伪“证据”。也就是说，《中论・夭寿》这一条反证足以直接推翻阎氏关于商三宗排序、高宗年数的“指控”。
我对阎氏《疏证》的检验结果，可以初步证实他的研究远远不足以支撑其结论。不仅如此，《疏证》中还包含许多刻意捏造的伪证。 详见《伪证考》 这个检验过程之所以能够在较短时间内 一年多 顺利完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子数据库的“技术支持”。可以这样说，由于整理出一部条理清楚的“洁本”《疏证》，我获得了该书问世300年来无人可及的阅读条件。借助电子数据库的检索功能，可以将传统学术中文献查阅的效率提高十倍以上。一些可以直接解决问题的关键书证，以传统方法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逐页查寻，可能十年后找到，也可能一辈子都找不到，现在只需三五天或更短的时间就可以完成。对于古代文献学家来说，这种效率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如果郑康成再世，这样的技术手段会令其欣喜若狂；如果顾炎武复生，他一定会对《日知录》做出许多修订。中国古籍的数字化建设时间不长，但速度很快。目前已经有了几个大型的古籍全文数据库，此外还有中国期刊网等大型文献数据库。这是当代学人的幸事，也是国学基础研究发展和健全的转机。我有一个日益清晰的感觉，在古史和古文献等学术领域，一场“操作技术”的革命正在发生。“牛车”正在被“汽车”取代。当代学者因此有条件为清学纠谬，为疑古正误；超越清学，走出疑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