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莱因在《西方文化中的数学》一书中指出，西方数学脱胎于古希腊哲学，而它作为一种理性精神的化身对现代西方哲学的思想内容和研究方法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们发现，在当代西方，像胡塞尔、怀特海、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波普和奎因等众多哲学大师都有很高的数学造诣，而数学天才纳什则把数学家说成是“从事思
反观中国历史，尽管有后墨学者、《周易》象数学者和戴震、焦循等哲人精于数学，但传统哲学在整体上给人一种与数学素质、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相异的朦朦胧胧的印象，让人理不出头绪。我们知道，数学体现的是一种理性精神，它用符号语言表示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从定义和公设出发推导出结论，具有极高的抽象性、精确性和确定性。中国传统哲学的这种模糊气质也许是因为古代哲人多文人气象而少数学素养所致，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古代数学本来就偏于实际应用而不重求证与数学理论，缺乏古希腊数学的那种抽象性和系统性，因而哲学与之本来就无法在理性层面上有效结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虽充分肯定了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但也指出了它的不足：“‘为数学’而数学的场合极少。”
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全无数学的踪影。在中国历史上，哲学神秘主义曾与数学奇妙结合，通过发现、夸大或虚构事物间的数量关系来推展关联思维，以建构天人一体、天人感应的宇宙论体系。如古人所谓天有四时而人有四肢、天有三百六十日而人有三百六十节的说法便是一例。再如以五行和八卦为骨干用数字编排起来的宇宙论体系，始于与阴阳相关联的对偶链条，分解为与“五行”相关的“四”（四时、四肢、四象）与“五”（五方、五味、五色、五声），接着是与《周易》的八卦和六十四卦相关的依次划分。当然，这种自然与人事间的数字关联实在缺乏客观的真实性。史载，秦始皇曾采用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崇奉水德，相应地规定衣服旌旗尚黑，数以六为纪，即以六为标准数，如舆六尺、乘六马，以求奉天承运，吉星高照。然而，秦统治者的暴虐无度终于导致二世而亡，并没有如其所愿地“六六顺”。
当然，阴阳五行学说和《周易》象数学中也确实蕴涵着相当的数学智慧。如《洛书》中金木水火土五行从不同方位与数字对应排列所形成的“幻方”与《周易》“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九”的“大衍数”的占筮原则，都运用了一定的数学运算规则。还有，在古代《周易》的卦画中，阴阳二爻由“两仪”到“四象”到“八卦”再到“六十四卦”逐级建构了完美的符号数字体系，如用数字“0”和“1”代替阴爻和阳爻，就能在每一级都读出从零数开始的二进位制。尽管如葛瑞汉《阴阳与关联思维》一书所说，莱布尼茨是在创立二进制的计算原理后才注意到它，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莱布尼茨因受其启发而发明了二进位制，但其数学成就确也不应小觑―――只可惜用错了地方而造成智力浪费。
数学不仅在中国古代神秘主义的体系建构中被派上用场，在精神生活、流行话语和制度安排中也须臾离不开数字编排。如礼制规定上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思想学派上有理学“六先生”、般若学“六家七宗”、先秦诸子“九流十家”，传统典籍上有俗称“三、百、千”的蒙学读物以及经学著作“四书”、“五经”、“七经”、“九经”、“十三经”，思想学说上有“三纲领八条目”、“才性四本”、“四句教”、“五德终始”、“六道轮回”、“十六字心传”等等。至于天下至尊的帝王，一般多用阳数中的极数、即个位数中的最大数“九”来附会，并常用“九（阳爻）五（第五爻）”来称帝王之位，如紫禁城的房屋九千九百九十余间，天安门城楼面阔九间、进深五间。
还须一提的是，在中国古代不同时代对数字往往有着不同的偏爱。侯外庐先生曾发现两汉与魏晋之间有趣的数字变化，他在《中国思想通史》第三卷中讲：“汉人在数字上颇重‘三’字，法律言‘约法三章’，官制言‘三公’，乡亭长制言‘三老’，京师强本之地言‘三辅’，统治阶级的意识言‘一贯三谓之王’，《春秋》的复古言‘三世’、‘三统’。到了汉魏之际，‘三’字落伍，多重七八九之数了。伪袭禹贡分中国为‘九州’，符引纬书锡权臣以‘九锡’，权拔人才题为‘九品’，党锢名士有‘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建安文才有‘七子’，竹林谈士有‘七贤’……”关于这种治世偏爱低位数“三”而乱世好用高位数“七八九”的原因，侯外庐解读为：“‘三’字意识在于安固（如贾谊《治安策》列三义），而七八九字意识则偏于‘非常’（如三国人讲的非常之世和非常之才）”。当然，数字与观念和情感之间的微妙关系多是人为形成并由传习加以强化的，其主要反映人的某种主观好恶，并没有多少客观性内容。如古希腊毕达哥拉斯的数字命理学将数字与意义一一对号入座，规定“二”表示意见，“四”是正义，“五”是结婚，“十”是完满，如此等等，的确让今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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