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闲研究有着极强的时代性，应当契合时代的特征与要求。这体现在：休闲概念、性
休闲研究需要观照时代的特征与精神。离开社会现实的文化、历史、经济、技术和环境的变化，休闲研究就无异于“空中楼阁”。我们表征休闲的方式、可供选择的休闲范围以及我们对休闲追求的选择都不可能脱离开其所产生的历史和现实情境。这些因素使得个体以及群体在休闲方面表现出对某些休闲活动和休闲行为的偏好。
时代在不断前进，人们生活中的诸多领域也在发生许多重大变化。社会的深刻变革也使休闲研究的具体问题突显出明显的时代性。比如，从工作、家庭与休闲的角度看，如今传统工作模式的动摇、结构性失业的来临、家庭结构和规模的变化、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大量进入劳动力市场，都需要我们重新考虑工作与休闲、家庭与休闲、经济收入与休闲、性别与休闲等种种问题；从文化、卫生与休闲的角度看，日益增多的国际区域性文化交流、迅捷的文化信息传递、健康生活理念与方式的普及、生命周期的延长、特殊群体的权益保护等都将作为影响休闲的重要社会背景；从环境、生态与休闲的角度看，工业社会带来的环境污染、能源危机以及人口膨胀，使得我们需要认真考虑休闲资源的开发、管理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休闲的个人自由和公共利益的冲突等问题。
显然，面对所有这些现实情况，研究者必须思考：在当今时代，人们应该有怎样的休闲观？休闲的社会化过程有什么规律？如何扩大休闲选择的范围，提供更多的休闲机会？人们选择休闲有哪些制约因素？应该发展怎样的休闲教育？本质上，这些议题涉及到休闲的条件创造、机会平等、质量保证、社会文明等诸多方面。休闲研究只有契合了时代的这些特征与要求，正确把握形成人们休闲选择、体验的种种社会、文化、经济等因素，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测量休闲在人们生活中的意义和重要性。
休闲的具体实证研究包括收集相关资料和对这些资料进行描述性及相关性分析。在休闲研究中研究者要获取休闲的相关信息，经常使用活动频度、持续时间及花费等来描述参与休闲的情况。同样，关注休闲资源和设施的研究经常利用参观者人数、参观的次数与频率，旅途的花费和长度（时间、距离）来描述使用及使用者的特征。这些一手资料获取的主要途径包括调查问卷、访谈、时间日志等。总的来说，研究者通过这些手段，在社会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收集关于休闲信息的四个“W”问题,即“Who” 谁 、“What” 什么 、“When” 时间 和“where”（地点），包括休闲主体的自然情况：年龄、社会分类、职业、收入、教育、性别、婚姻等；休闲主体具体选择和从事了什么样的休闲行为与活动；这些休闲行为与活动在什么时间、何种地点发生。获得这些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之后，研究者通常要建构相关研究模型，并在两者之间展开相关分析。
应该说上述这些方法体现了一定的学术价值，对于具体休闲研究的展开发挥了特定作用。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方法还存在一些局限，比如，西方学者Riddick等人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统计分析指出，休闲研究绝大多数使用了调查的方法，这些休闲研究是量化的、非理论的和非历史的。当设计的研究工具用于提供合理的量化资料时，很容易失去个体与休闲体验本身的丰富性以及人们休闲生活的多样性，使得研究中出现关于休闲性质与内容的量化与质化的对立。
从现实情况和未来前景来看，发展和完善休闲研究需要我们从多种学科角度出发，创造性地探索与应用各自不同但又互补的研究方法，实现理论、方法和资料的有机结合。缺乏学科间的研究意味着研究结果往往是不完全的、残缺的，甚至是错误的。
目前关于休闲问题的大量研究中，占主流部分的是对休闲活动、行为、服务及管理的实证研究。一方面，这些研究描述了构成休闲的种种现象，收集了大量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一手资料，形成了休闲研究的知识框架与体系，一定意义上推动和启发了休闲理论的建构。另一方面，描述性研究只是记载休闲行为必要的第一步，它们没有解释力。通过单一系数的简单统计分析浓缩休闲，不可能认识到休闲的多重性和休闲在社会组织中的基础。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不足以解释和预测休闲选择，即使人们接受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与休闲选择的决策相关，也很难想象它们如何单独地发生作用。社会人口统计学变量充其量提供了个体差异的一个大致描述，在宏观分析水平上，仅仅是研究和理解休闲的一部分。一定意义上，正是相关理论的缺乏使得许多休闲的实证研究停留于描述水平的状态。
休闲研究理论的“缺席”表现为许多休闲研究不是体现在有明显预设的、发展良好的理论之中进行，而是往往只起到资料收集的作用。尽管人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关于休闲的理论，但这些理论很难称为完整和系统，也不能全面解读休闲的复杂性。在实际研究中如果大量存在理论与方法的脱节，理论与资料的分离，很容易导致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出现非理论的取向。休闲研究理论负荷的性质被外在化，使得具体的后续研究极可能丧失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因此，休闲方法论的建构需要一个合理的理论框架，以克服休闲研究中存在的语言和概念中的学科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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