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以来学术进展多以提出新方法为成就,这一点揆诸中西学术发展史,皆可得出有效的验证。中西史学比较研究同样如此,其比较方法的演进主要经历了“中心论”与“异同论”两个阶段,与此相适应,研究角度也先后从“西
其一,《通说》对“中心论”的超越。所谓“中心论”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以其中的一方为中心,对另一方进行对比和价值判断。其思想源于柏拉图,明确于基督教教义,经18世纪唯理学派论证,而完成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长期以来,西方学者把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和较早实现工业化归之于欧洲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性,而认为明清时期的中国是处在停滞不前的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发生的一些变化则是由西方文明的冲击引起的。这就是所谓“欧洲中心论”和由此派生出的“冲击――回应模式”。1984年,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柯文（PaulA.Cohen）教授提出“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的主张”为代表,形成了一个与“欧洲中心论”截然相反的“中国中心论”。事实证明,以任何一种文化为中心,都是预先设定了以某一文化的单方价值为标准,因而其结果只能是某一文化对其它文体的统一或同化,而文化的统一或同化,并不是文化的发展。
《通说》以《文心雕龙・史传篇》为基础,以类似于“关键词”的方式,选取了最能代表中国传统史学各个不同领域的二十四个关键词,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各学术领域加以专门研究。以此为线索,合而观之,则此二十四个专题在中国史学发展史的主题贯穿之下,形成了一部简明扼要的中国史学发展史。与此同时,《通说》还把每一专题皆纳入到中西史学的视野中,尽可能将西方史学相关之材料搜罗毕尽,加以对比参验。这些相关的西方史学材料在其说明对证的中国史学专题的体系下,也相对地形成了一个体系完整的西方史学发展史。这样《通说》就以自己特有的寓比较方法于具体的史料排比中的方式,超越了中心论的模式,在比较的同时也完成了中西史学体系的归纳与整理,从而为二者的会通与融合打下基础。在此基础上所引伸出来的结论必将是超越二者的新成果。
其二,《通说》对“异同论”的超越。近年来,在对“中心论”反思的基础上,在中西史学比较上逐渐形成了代替它的“异同论”。认为只有既比较两者的‘异’,又比较两者的‘同’,才能看出各自的特色。
《通说》在中西史学的排比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中西史学比较的思想,同“中心论”与“异同论”相比,则更加明确地给出了中西比较的方向 求得“新的世界性新史学所从出之途径”。换言之,《通说》所蕴涵的中西史学比较的学术思想意义同其他学者的探索是两个不同的层次,前者是对具体比较方法的探索,是方法论的范畴;后者则是在前者的基础上,转向对新史学思想产生方法的追求,是对实现学术价值目标的探求,是对中西史学比较具体方法的超越,而向求得新史学思想之产生而努力的新思维。但同“中心论”与“异同论”已广为人知相比,这一新思维尚未引起充分重视。
《史传通说》寓方法于内容,使中西史学比较作为新史学所从出之目标突出,在实证中促成了比较方法的超越,而引中西史学比较进入追求新史学思想产生方法的新境界。可以说是中西史学比较在“中心论”与“异同论”以外的又一新思维。
《史学通说―――中西史学之比较》［美］汪荣祖著中华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