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内心深处看,田永胜无疑心向农民,即使作者身处大城市的绚丽与繁华中,依然难以舍弃自己童年的记忆
曾经是个农民的孩子。作者所做的就是写一本有关“三农”问题的书。
文人以笔墨留于后世,是中国传统士
翻开目录就可知,田博士所花费的精力与人情有多少。从国务院研究室的领导人,到对农村土地问题和乡村建设有着深刻理解的温铁军博士,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知名学者,到曾经身陷囹圄的“草根农民”孙大午,从躲在象牙塔里的我的师长王利明到以研究现实问题著称的于建嵘先生,都和田博士敞开心扉地谈论他所提出的问题。书中的很多人也是我曾经的采访对象和朋友,我了解他们的见解,知道他们的用心。
众所周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改革大图景向中国人走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走到今天,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滥觞,于是为了所有人的“公共利益”,大批研究者潜入中国农村,开出从土地产权私有化到解放农民,从乡村自治到让农民组织起来,从城市化到给农民国民待遇等各种药方,甚至彼此针锋相对。
无疑,现在“三农”问题继经济、法律问题研究之后,成为中国的显学,田博士是一个记者,不是一个研究者,不是一个专家,他所做的事情是记录,他记录了32名从官方到民间对中国“三农”问题有着不同情节,而且有着极高发言权的人的思想。
我们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有畅所欲言的环境,才能使真正的真知灼见浮出,并为庙堂者感知,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利器。因此,我很钦佩做这样努力的人。
今天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如果放在几千年大背景下,则是一个瞬间,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史学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田制三》中总结了唐代以来的农民税赋情况。
2001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先生在研读史料时发现这一情况,并将之概括为“黄宗羲定律”。于是“黄宗羲定律”成为专家学者甚至政治官员在讨论“三农”问题时经常脱口而出的概念。
2003年3月6日,温家宝参加两会的湖北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其间谈到湖北农业问题。
“历史上税费改革进行过不只一次。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趋向了原先改革目的的反面。明清时期的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这就是所谓的历史上有名的‘黄宗羲定律’”。
温家宝说 “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我们一定能够把乡镇机构精简下来,一定能够把过多供养的人减下来,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的怪圈。”一番话赢得了代表们热烈的掌声。
温家宝引述秦晖先生提出的“黄宗羲定律”的概念表明,中央高层对“三农”问题的认识确已经到了极其深刻的程度,官方和民间也在积极互动。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全文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也是建国55年来中央首次就农民增收问题出台文件。2005年再次以中央一号文件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
目前,农民增收的空间已经非常狭窄,农村领域简单的改革已经结束,我们积极地寻求建立现代国家的路径。现在提起解决“三农”问题,则是建立在中央政策的基础之上,主要有取消表面的农业税费,直补种粮农民等利好措施,而中国的问题有一个规律,当你解决了这一问题的时候,又出现了新的问题,这些新的问题往往厉害于前者。
这些问题包括 新的对农民的抽血管道产生,体现在加大计划生育罚款,增加农民子弟义务教育的费用;乡镇公共设施更加捉襟见肘,公共服务成无源之水;农村爆发新的大规模的土地争夺;农村机构改革跟不上农村政治经济生态的变化。
但是,我们也完全可以乐观,藉中央“三农”新政之机,可以清理几十年甚至几千年的积压问题,如果让9亿农民变成9亿公民、9亿市民、9亿国民？
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田博士的采访录就是在这一大变局中产生。可以说,田先生和专家们已经开出了足够的药方,关心“三农”问题的读者可以从书中细细体会。
《中国之重》田永胜著光明日报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