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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研究中的文体学视角

2005-04-1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郭建勋 我有话说

从文体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古代文学史可以视为各种文类孕育形成和发展演变的历史,也是各种文类之间互相作用、互相渗透,不断衍生出新品种的历史。正是这种经由各时代创作活动所引发的文学体类的自动与互动,促进了文学形式的创新、繁衍,并与它们所承载和表现的历史事件、作家情感等内容一起,共同构成缤纷复杂的中国古代

文学的发展历史。

在关于文体演进的问题上,长期以来存在着两种虽非完全谬误、但确乎简单片面的认识。一种是文体衍生的一元单向论,即认为某一文类起源于另一先在的、单个的特定文体,明人吴讷是其代表;另一种则是文体渊源的寻章索句法,挚虞是其代表。一元单向论者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寻章索句法简单类比,草率随意。这两种观点都具有线性思维的特征,破绽一望可知。例如歌咏赋颂固然接受了《诗经》的影响,但“楚辞”、先秦诸子散文等体式又何尝没有在其形成的过程中产生过作用 至于挚虞仅凭偶尔出现的一两个句子,就断定古代的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诗,全都渊源于《诗经》,更是主观而且荒谬。

近世以来,随着文体理论的日益健全,人们一般不再如此简单地看待文体的演进,但它们的影响却依然存在。例如在赋体文学之渊源的讨论中,或曰赋源于《诗经》、或曰《楚辞》、或曰诸子、或曰隐语,各执一端,以致引出无数纷纭。又如关于七言诗的起源,或云七言诗出自《诗经》、或云荀子《成相》、或云汉武《柏梁》、或云汉代镜铭,为了说明自己观点的正确,便在本来就极为丰富的古代典籍中随意寻找几个相同相似的句子进行简单类比,似乎这样就掌握了无可辩驳的真理。其实如此做法丝毫无助于文体源流的探讨,反而会遮蔽古代文体发展史的真相。

在社会领域尤其是精神文化领域,任何一种新事物 包括学说、观点、概念等等 的发生与形成,其来源都不可能是单一的。它作为一种结果,必然是此前已经存在的诸多与之相关的要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在文学史发展长河中出现的每一种文学体类,既包涵着人的各种精神观念与审美情趣的累积,同时也必须表现为一定的物质形态,即某种特定的语言组构方式。这种作为某一文体外在物质表现形态的语言组构方式的特定性,便是区别于其它文体的形式标志。任何一种新文体的产生,都必须有一个血缘上的母体或胚胎,并以此为基点,汲取此前所有文学体裁与之相关的艺术营养和形式要素,在一种适宜的文化环境中发育生长,经过相当长的孕育过程才能诞生,并逐渐为社会所接受和认定。例如“七言诗”这种体类,因为楚骚的“兮”字句包含有七言的成分,于是成为了它的母体,在此基础上,又吸取兼综了战国末期和汉代宗教性、应用性的七言民谣韵语 其中包括荀子的《成相》和《柏梁联句》、汉代的七言口号和镜铭等 ,经过几百年的发育成长,才在张衡、曹丕等人的作品中正式产生;又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到南朝的梁、陈时期才被文人广泛地使用,至盛唐而发展成为一种主要的诗歌形式。那么,就七言诗的渊源而言,我们可以说楚骚是它的母体,但却不能将其视为唯一的渊源,它的来源是多元而非单一的。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偶然性有时会导致重大的变化或转折,但文学史上任何一种文学体类的出现都是必然的。因为以语言为依托的文学新体的产生,是一个渐进过程,不存在社会历史领域那种激烈的突变或断然的革命。语言的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与逻辑,语言组构方式之所以发生变化,并形成新的组构方式也即新的文体形式,当然要受到其所表现的时代内容和审美思潮的推动,但更重要的是决定于语言本身的规律性与逻辑性。就中国古代韵文尤其是诗词而言,因其与音乐的密切关系,这种语言变化的规律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配合乐曲而发生的种种调整与适应,从而引发出句式、结构、声律、风格等等的变迁。正因为新文体的产生不是偶然的结果,所以正确的方法是去探求语言组构方式发生某种变化的规律,也就是新文体形式确立的必然性。例如五言、七言诗的产生,就不是因某个作家偶尔运用的结果,而是语言本身的发展规律、特定的文化环境、对音乐节奏的适应以及表达内容的需要等共同作用使然。因此我们研究文体的起源和演变,就不能过多地关注偶然出现的类似句子,而必须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新体之所以形成的必然性和它与原有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上。

人们常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固然是不错的。但这也很容易让人形成两方面的错觉 其一是似乎一个时代便只有一种代表性的文体存在,其它的文体则都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其二是认为当一个时代结束之后,属于这个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就断然地消失而不存在了。这显然是非常片面的看法。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其实他并没有说“楚辞”出现以后即四言消失、五言出现以后即“楚辞”消失,只不过新体一起,原有的代表性文体不再具有从前那样重要的地位罢了。所以他接着又说 “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每一个时代都同时存在着多种文体,其中之一最适合当时的文化氛围,最广泛地代表着当时人们的审美取向,从而得以盛行并逐渐雅化、模式化,失去了它原有的活力。于是,另一种新的文体或本来处于次要地位的文体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适应,最终战胜旧有文体,并取代了它的地位。文学的发展、文体的萌生演变就在这样上升与下降、战胜与被战胜的运动中进行着。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古代文学史中出现的主要文体,都经历了孕育、萌生、成熟、盛行、僵化和衰落等过程,但即使是在衰落之后,大部分也没有完全消亡;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每一时代的各种文体虽有主次之分,但互相之间构成一种彼此影响、渗透、交融的互动关系,从而推动文学形式的变革、发展、乃至新体的产生。 (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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