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和谐美思想
“美在和谐”是一个古老、亘久而又日新的命题。它的起源，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
毕达哥拉斯既是一位哲学家、美学家，又是一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认为天上发生的事情，在地上也可以找到；支配着自然的法则，也支配着人的活动。“整个天体
“数”是毕达哥拉斯打开宇宙奥秘的钥匙。据温克尔曼记述，毕达哥拉斯曾在一次测量奥林匹克竞技场时，按照脚掌的尺寸确定了赫拉克勒斯的身材。他的学派还以“数”为基础，拟定了和谐是十个对立统一的“始基”。这十个对立统一是：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左与右，阴与阳，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方与长方。但他们片面地把“数”规定为万物的本源，颠倒了物与“数”的关系，因而未能揭示和谐的真正原因。
“美在和谐”的观点，在早期希腊相当流行。著名哲学家、美学家赫拉克利特也主张“美在和谐”，在对立物的统一。但他扬弃了毕达哥拉斯以“数”为基础的神秘主义色彩，代之以“物”为基础。他说：“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产生的。”“自然是由联合对立物造成最初的和谐，而不是由联合同类的东西。艺术也是这样造成和谐的，显然是由于模仿自然。”就是说，艺术中的和谐来源于自然界的和谐。
柏拉图的美学观点很复杂，但他也主张“美是和谐”。“一与本身相反，又复与它本身和谐，正如弓弦与竖琴。”他引用赫拉克利特的话，说明相反相成的声音协调统一产生了音乐，音乐就是和谐之美。他的“理想国”即“和谐国”。当然，柏拉图的“和谐论”是建立在其“理念论”的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亚里士多德批判了他的这种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和谐论”，而以“实物论”为基础提出和谐是美的事物和美的艺术基本特征。“美与不美，艺术作品与现实事物，分别就在于美的东西和艺术作品里原来零散的因素结成为统一体。”他被称为希腊“和谐美论”的集大成者。
古希腊的“和谐美”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印度著名诗人、美学家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就是一个典型的“和谐美”论者。在泰戈尔的思想体系中，美学是哲学、伦理学及宗教思想的基石。这块基石就是他以和谐范畴为核心的世界观。他从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中发现了美，又窥见了宇宙法则和梵的精神本质。在泰戈尔看来，美存在于任何地方，在任何一种有秩序和和谐的范例中都有美，而丑陋则是美在我们的生活和艺术中被歪曲的表现，是来自对真理的不完善的认识。这是因为梵的本质或宇宙本质在于内在和谐。万物的感性形态一旦表现出这种和谐的结构或关系，也就显现了真。以感性的形式显现了真，表现了梵性的就是美。就如同黑格尔所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一样，泰戈尔的结论是：“美是梵性的和谐真理的感性显现”。有限世界似乎充满不和谐和矛盾，但超越有限来看，宇宙是那样的和谐平静。在泰戈尔的学说中，人与神，神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然，自然物之间，都处于永恒的和谐统一之中。神是有限与无限的和谐统一，人也是有限性与无限性的和谐统一，而自然界的科学真理与心灵的真理，灵与肉也都是和谐统一的或可以协调和谐的。
中国和谐美思想的起源与演进
古希腊哲学家、美学家谈论“美的和谐”时，中国的思想家们也在谈这个主题，这就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讲的“中庸之道”。
何谓“中庸”？“中，正也。”（《说文》史字解）正，也就是恰当、妥当、合乎客观实际的意思。“庸，用也，从用，从庚；更事也。”（《说文》）更事也就是经历事物，与经事同义。联系起来讲，“中庸”就是正确、恰当、妥当地为人处事，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第二章注）。而“中”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和”，而且“中”、“正”本身就是一种“和”，一种达到一定“度”的“和谐”。自身和谐，才能促使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
毕达哥拉斯活动的时代，同孔子差不多。但是，中国“中和”思想的起源，比孔子和毕哥达拉斯要早得多，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产生于那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第一张奇图―――太极图，就是体现和谐美、中和美的范本。
中国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的思想都是从远古“中和”思想发展而来的。儒家提出“中庸”，墨家提出“非乐”，但他们都注重仁义学说。所不同的是儒家侧重于政治品德方面，而墨家则侧重于物质利益方面，注重我与利的和谐统一。道家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个体应顺应自然，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使人们保持德行的完整和精神的完美。他们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法家则从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个人应按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行事，取得事业的成功，主张个体行为和社会功利的和谐统一。正是由于他们的和谐思想都源于上古的“中和”，所以，虽然各有特点，却都同意“中和”。“中庸”虽为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所提出，但对“中和”这个作为个体与客观对象的和谐统一的思想，是诸家都为之赞同的。（参见《中国传统美学体系探源》，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12页）
儒家“和谐三部曲”
从上所述，“美在和谐”是中西美学家“不约而同”的一个共同之点，而且在具体观点上又有许多“不谋而合”之处。但从总体特征分析，古希腊美学家所讲的和谐偏重于形式元素关系的和谐，而中国美学家偏重于人际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和谐。如先秦诸子，他们都不是从事物的外部形态谈和谐，而是或更多地是从人与政治、人与物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中来求得和谐，从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中，追求和谐。关于这一点，儒家学说尤为突出。
儒家和谐的“三部曲”是：中庸之道―和谐社会―礼为政体。“大同社会”，是儒家所设计和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并非“立等可取”，所以不得不提出较现实一些的“小康社会”，而实施“小康社会”的手段就是礼为政体，以礼治国。
儒家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是从对原始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和谐的向往引起的。同时，他们在《礼运》中记载了孔子所提出的“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养，幼有所长，矜（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等等，其内涵也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和谐。而“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虽比“大同和谐”低一个层次，但它的“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为自己创造才富，天子诸侯把国家传给儿子，用礼制仁义作纲纪，以确定君臣的名分，强化父慈子孝之情，使兄弟和睦，夫妻融洽，并根据礼义的基本思想建立制度，划分田里，尊重有勇力才智的人等等，也是一种较低层次和境界的和谐。虽然由于建功为一己之私利，所以奸谋由此而产生，战火因此而燃起，但只要像夏禹、周公等以礼义治天下，自己遵守礼制，效法仁爱，提倡谦廉，制裁那些违反礼义的行为，这样的“小康社会”，也可以达到一定的社会和谐。
特别是《礼运》提出“肥”这个范畴，把社会和谐的内涵讲得更明确了。儒家对社会和谐的要求是很高的。不但要思想上合，而且要感情上通。根据他们的逻辑，不仅“失民心者失天下”，“失民情者也会失天下”。因此，不仅要治心，而且要治情。就是在讲治情时，儒家提出了“肥”这个范畴。《礼运》巧妙地发挥孔子的思想，在总结亡国之君惨痛教训的基础上，告诫那些为君者：“故治国不以礼，尤无耜以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耩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这里《礼运》作者的“讲仁”“播乐”是要使“治下”的“人”获得实际效益的，也只有把“乐”播到实处，才能换取“国”的“安”、“民”的“顺”，社会的和谐，求得“天下之肥”。
《礼运》的这种伦理美的理想，代表了各安其位，各职所司，“相与”、“相序”、“相考”、“相守”，以“礼、法”为治，达到从个人到家国以至天下均和睦相处的儒家传统思想。它“礼、法”并用，“德、乐”兼修；仁至、义明，情、理俱到。既讲求现实又充满幻想，把“礼乐”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要求人们通过实践，加以实现。特别对于一国之尊的“天子”，更是要求其“以德为车，以乐为御”，做到“四体”之“正”，然后才能“正”群臣，“正”天下。因此，“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那么，怎样实现“小康社会”的和谐之治呢？“礼”便由此而出矣。叫它政体也好，治国工具与手段也好，虚也好，实也好，总之就是“礼”。《礼记・经解》中说：“有治民之意而无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器》对礼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与表现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常行的礼有三百），曲有三千（礼仪曲折的礼有三千种），其致一也（实质是一样的）。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正像入室必须经过门一样）”。
在《礼记》中，“礼”既是一种理论形态、意识形态，又是一个政体、上层建筑的虚实结合的政体；既是一种原则，又是一种行为，似可称为“理性实践”，既是一种横向结构，又是一种纵向深入的立体网络结构，一个严密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庞大系统。几千年来，封建统治者就是利用它对人民实行统治，保持社会的稳定和所谓“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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