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思想传统上，“学 用”观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从孔子的“学而优则仕”，到明末清初顾炎武辈的“经世致用”，清末张之洞辈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 用”思维模式于我民族可谓源远流长、一以贯之，影响巨大且深远。
中国传统社会因血缘氏族习俗的大量遗存而保留了顽强的祖先崇拜，受此影响，
从积极的方面说，“修齐治平”使命下的“学以致用”观较早地培养了中国传统士人的家国意识，积极向上的参与观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这些几乎溶入中国士子血液、成为其生命意识基本因素的观念，都受到家国意识支配下以学为用的参与观念的影响。宋朝大学者张载提出士子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完全是“修齐治平”参与意识的翻版。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从制度上保障了士子以其学识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使许多家境贫寒的士子通过科举而进身官员阶层，成为国家事务的管理者，扩大了统治基础。16世纪初期耶稣会士利玛窦到达中国后，很快注意到中国不同于泰西的一个明显事实是，在这个国家中，“整个帝国由博学的、通常被视为哲学家的阶层来管理，有条不紊地管理整个国家的责任完全由他们来承担。”中国封建文明之所以高于同时期的欧洲社会，很大程度上得因于此。
“学以致用”观念使传统士子较多务实精神，较少浮泛、不切实际的玄想。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以“未知生，焉知死”为由，拒绝对来世生活作形上之论，树立了以尘世生活为学问目标的榜样。在中国历史上，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一度流行，每每反过来刺激了“致用”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明末以后黄宗羲、顾炎武辈倡导“经世致用”，修正了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义理、漠视世用的空疏学风，改变了士子“天崩地解，茫然无与吾事”的做派。可以说，从屈原蒙冤投江，到陈天华难酬蹈海，以至近代以来知识分子为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中国士子上下求索的爱国之举无不与“治国平天下”的务实“致用”观念息息相关。
在对待外来文化上，“致用”思维也造就了中华民族相对宽容的心态，凡于我族类有用者，均不拒绝。胡服骑射可学而用之，胡声胡乐亦可纳而享之。外来宗教如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入华后均被接纳，与土生土长的儒教、道教等和平相处。由宗教引发或主导的大规模的宗教战争，在我民族历史上是没有的。官方对外来宗教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迫害。这种现实主义的“致用”态度有利于吸收和接纳外来事物。
但“学以致用”观的消极影响也是明显的。首先，功利性的“致用”目的使为学不以求真探理为鹄的，脱离了为学的应有轨道，以至“学以致用”变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同义词，使士子视仕途为致用的终南捷径。“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几乎成为士子们下意识的为学动机。
而且，功利的“学以致用”观念削弱了士子追求形上真理的激情，造成形上真理信仰的缺失。战国时代，士子们游走于各国之间，纵横捭阖，才学发挥之淋漓尽致，令人叹为观止，但却缺乏真正的对“正义”和“善”的持久信仰。汉代以后，士子们往往入世致仕则以儒家思想为正宗，失意消沉则奉老庄为圭臬。儒家虽有“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古训，但为形而上的“道”或信仰而殉难者却绝少。
再次，以“致用”为学问的终极目标，往往使一切智力活动止步于以实用为特征的技术发明，而少进入形上的学理探索。李约瑟所著《中国科技史》详举了古代中国的众多智力成果，但细加思量，其中多数成果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非实用的理论层面的成就。中国文化史上的突出现象是，有机械的发明而未创造抽象的动力学原理；有对磁石的注意和应用而没有形成定量性的磁作用定律；有对凹凸镜的观察而没有形成物理光学；有应用性的代数而无逻辑演绎的几何学，等等。即使有个别的形上之论，也是特例，而非通例。
传统“学以致用”观造成的弊端，在近代国人与西方的交往中表现得也很明显。西方的坚船利炮使国人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见识。可是，以“形下”的实用技术为追求目标终究是短视的。洋务派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在中日甲午海战中灰飞烟灭，戊戌变法的破产，以及辛亥革命后新建共和体制的运转不灵，使国人的探索终于更前进一步：“科学”和“民主”遂成为“五四运动”的旗帜，精神层面的改造成为追求的目标。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有着悠久“致用”传统的国人也还是难以遽然改变凡事为用的心态。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正在柏林留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陈寅恪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说：“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故昔则士子群习八股，以得功名富贵。而学德之士，终属极少数。今则凡留学生，皆学工程实业，其希慕富贵，不肯用力学问之意则一。而不知实业以科学为根本，不揣其本，而治其末，充其极只成下等之工匠。境遇学理，略有变迁，则其技不复能用。所谓最实用者，乃适成为最不实用。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行而上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9页）在当时民族危机正盛，同样为爱国情怀所激荡的情势下，陈寅恪能洞察“行而上学”于救国经世之根本性“大用”，足见其远见卓识。同时我们也可以明白，坚定的信仰必依赖于真正非功利的、独立不依的艰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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