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7日是第37届世界电信日,它的主题是“行动起来，创建公平的信息社会”,旨在呼吁全世界都来为消除数字鸿沟而努力。虽然我国尚处于信息社会初级阶段，但通信制造企业却已先行一步，走出了国门。我国通信企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什么？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他们面临怎样的风险和挑战？本刊近日邀请了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王志乐、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舒华英、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出口业务高级副总裁周涛就此做了探讨。
王志乐舒华英周涛
发展中国家用上新技术
主持人：今年世界电信日的主题仍是放在全球层面上来说的，在信息社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差距是什么？
舒华英：主要是技术上的差距。在海外，由于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信息差异十分明显，而数字鸿沟的存在又将进一步拉大经济差距。
周涛：在一个国家，发达地区和偏远地区在技术的应用上也存在着很大差别，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对此体会更深，所以，我们有义务去帮助邻国，帮助那些欠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电信基础设施，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主持人：在我们的努力下，一些不发达国家的通信状况得到了怎样的改变？
周涛：2000年我第一次去缅甸的时候，发现在那里电话很难打通，手机也不能漫游。当时缅甸有5000万人，但手机和固定电话的容量不足50万，电话普及率连1%都不到，装一部固定电话要3500美元。2000年12月，我们和缅甸MPT公司签署了缅甸全国纵横制交换机改造和电信网扩容一期合同，2004年6月，又承建了二期项目，项目范围包括交换机、移动通信、传输骨干网络及配套设施。目前缅甸通信网络80%的设备是我们提供的。如今在缅甸，手机已经能够漫游了，用户数正以翻番的速度在增长。信息产业作为基础设施正在带动缅甸经济的发展，我们能够对此有所贡献，感到很自豪。
主持人：我听说老挝的移动通信发展速度也很快。
周涛：老挝的项目也是我们帮着建的。2000年的时候，老挝的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的普及率都只有0.5%，现在分别增长到了7.5%和2%。
主持人：我听你们公司老挝项目经理李恒说，他们刚去老挝时，往国内打电话公司是极度控制的，因为太贵了。
周涛：2000年时，在老挝用固定电话往国内打电话，一分钟要3.8美元，现在用IP电话，一小时只要3元人民币。
主持人：除了东南亚，非洲很多国家的通信基础设施也很差。
周涛：加纳是西非的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加纳电信是一个国有企业，由于经济落后，政府投资不足，加纳电信的网络一直没有升级和扩容，所用的移动设备都是上个世纪90年代摩托罗拉的设备，用户一直没有增长。2003年我们和加纳电信签署了一个1.5亿美元的框架协议，项目范围涉及GSM网、固定电话网、光纤传输网及智能网。目前，一期7900万美元的项目基本上已经实施完毕。网络开通后，他们马上感到在信息化方面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通话质量和接通率大大改善。
主持人：我听你们公司加纳项目经理韩冰说，一期项目还没有建完，加纳电信就开始放号，营业厅门口排起了长队，后来警察都出来维持秩序，一天就卖出了2万号。
周涛：现在加纳的用户已增加了15万用户，我们给了加纳实际的援助，当地的老百姓真正受惠了。加纳总统对这个项目给予了高度赞扬，三次接见我们公司董事长袁欣，并和中国驻加纳大使多次提到这个项目，大使认为我们给国家争光了，也为中国的外交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
“走出去”是历史必然
主持人：以前是把跨国公司引进中国，现在是中国公司走出去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王志乐：“引进来”与“走出去”都是融入经济全球化的途径，引进来是走出去的基础，走出去是引进来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通过吸引外资等方式，获取了先进的技术，正是通过这些技术的引进，实现了我国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升级，造就了一些行业领域强大的制造加工能力，比如通信行业。目前，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和中国企业自身发展战略都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即从以“引进来”为主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从被动参与全球化到主动参与经济全球化。
周涛：我国改革开放初期，通信网络处于相当落后的局面，我国宏观经济发展采取的是用市场换技术的“引进来”策略。1983年成立了我国通信领域第一家中外合资企业―――上海贝尔公司，把当时国外最先进的程控交换技术拿到国内来。现在，随着中国整体实力的加强，我们不再单纯地进行技术引进，而是要把产业的优势“走出去”发挥。所以，2002年，我们又进行改制，成立了上海贝尔阿尔卡特公司，事实证明，改制为我们走出去增添了翅膀。
主持人：为什么最先走出去的是这些通信设备制造商？
舒华英：从上世纪80年代大量引进国外的程控交换技术开始，我国通信设备市场就开放了，这是不得不放开的放开。在这个几乎完全放开的市场上，在和国外通信设备厂商竞争的过程中，我国企业得到了锻炼，培养了人才。到上世纪末的时候，我国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水平已经和国外相差不多，具备了走向国际市场的条件。从那时起，像中兴、华为、上海贝尔等企业就纷纷到国际市场上去开拓。
主持人：“走出去”是因为国内通信市场已经饱和了吗？
王志乐：我认为主要还是从扩大市场份额，获得新的竞争力的角度来考虑的。市场份额是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不可或缺的资源之一，企业的成长与企业市场份额的扩大是联系在一起的。
周涛：我们国家经过二十年的高速增长，国内的市场虽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但毕竟只是市场之一，而且就这么大。开拓国际市场对企业提高市场份额、平摊风险都有帮助。
主持人：什么样的企业具备条件去国外发展？
周涛：国际化非常重要。我们“走出去”就要懂得国际游戏规则，要能够适应每个国家的法律法规、经济和文化环境。第一、国际化的管理是基础。体现在规范的商务运作、严谨的财务制度和严格的产品质量控制体系等方面。第二、要培养一批国际化人才，语言是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在这方面起步比较早，从1983年就培养了一批懂技术、懂英文，有国际经验的人才。作为阿尔卡特国际大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核心分子，我们的人员能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互换，这点对开拓国际市场也非常重要。第三、要培养出一支具有国际化项目管理水准的队伍。第四、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需求，企业必须具备提供量身定制产品的能力，要能进行国际化的统一资源的调配研发。
鼓励多种模式“走出去”
主持人：国际化对企业的管理和产品质量是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周涛：举一个例子。我们为客户提供的移动基站少了一个面板，如果在南京的话，我们一个小时就能送过去，影响不会太大。如果这批货是发到安哥拉的，就直接影响到设备的开通，尽管这个东西不太大，也不是太重要，但在当地不可能解决。从上海到安哥拉，包括中间的转机时间大约要34个小时，一个小部件就影响了整个工程。所以质量的把关，工作的细化是非常重要的。幸运的是，我们在这上面还没有栽过跟头。
主持人：我了解到，国内不少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时遇到了很多困难。
王志乐：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一开始就面临一个尴尬的困境，走出国门在国外经营，必须按照当地市场经济规则运行，但是中国企业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为跨国经营提供有效的控制，完善的管理体制则为跨国经营带来必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没有健全的竞争机制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海外经营其实比国内经营的风险要大得多。
主持人：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走出去”方式也不同，上海贝尔阿尔卡特采取的是什么方式？
周涛：我们采取的是中外合作的模式。公司从成立起定位就非常明确：既是中国的，也是国际的。做为国资委监管的大型国有企业之一，我们是一个完全扎根中国的公司，有非常强的研发和成本优势。我们还延续了原上海贝尔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在海外各国的业务开展中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去年，我们获得了中国进出口银行的5亿美元的出口信贷。同时我们又是一家有国际资源的公司，可以充分利用阿尔卡特的研发知识库、全球130多个国家的业务网络以及客户经验，拓展国际市场。比如，在加纳，通过与阿尔卡特当地机构的合作，以及法国兴业银行的融资，赢得了这个项目。
舒华英：这是一个双赢的模式。国内企业要想完全打拚出来，则要全方面地接受考验和锻炼，过程要艰难很多。
周涛：“走出去”有很多模式，我们是其中比较高效的一种。这一模式已经带来了效益。去年我们累积出口业务超过了20亿美元，和前年相比业务额翻了一番。出口业务占公司总业务量的三分之一。业务遍及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各占一半。就出口业务而言，既有整机出口，也有交钥匙工程，产品涉及到通信领域的各个方面。
我们不仅仅自己“走出去”，还响应政府的号召，积极促进中国的运营商和国外运营商的合作，如促进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尼日利亚、乌兹别克斯坦、老挝等国运营商的接触、沟通等，帮助他们“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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