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分析哲学”有三种相互关联的涵义：一是在20世纪前半期相继出现的一些哲学学派，这里“学派”一词有时在严格意义上使用，有时在松散意义上使用；二是由这些学派所发动的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哲学思潮或哲学运动；三是由这些学派和这次思潮、运动所奉行的某些精神、原则与方法，它们最后体
早在上世纪初，分析哲学随着罗素的访华就传入中国，但迄今为止仍没有在中国学术中扎下根来。在过去二三十年间，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潮先后在中国“热”过或长或短的时间，但这种“热”从来没有发生在分析哲学和分析哲学家身上。这固然是由于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工作做得不太好，未能在中国保持一定的规模和质量。但我更愿意从文化传播和学术接纳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在我看来，分析哲学在中国遭遇到“水土不服”，它的某些理论、立场、方法、技术、风格等等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相当大的差异，因而在理解和接纳它的过程中，中国读者会在心理和技术层面遭遇困难，甚至出现排斥性反应。分析哲学对于中国读者而言，迄今仍是一个难以消化的“异物”，一个难以被接纳的“他者”。但也正因为如此，从文化传播和文化选择的角度来看，分析哲学反而是我们文化的健康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东西，是能够弥补我们的缺陷与不足、使我们的文化能够强身健体的东西，因而是更需要我们去努力学习、传播、研究、发展的东西。
中国哲学有一个悠久而迷人的传统，其最典型的方法是反省内求的“体悟”。“体悟”这一方法既有诱人之处，也有重大缺陷。可以说，“体悟”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对于中国学人充满了诱惑力：它是人文的，既入世又出世；思辨的，意味着智力的挑战；综合的，给予我们关于宇宙、人生的总体画面；诗化和浪漫的，充满了神秘的美感。它有利于形成一种审美静观式的人生态度，听其自然、无为而治的社会管理模式，并且也有利于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不过，“体悟”的致命缺陷是可操作性太差。“体悟”方法也不利于科学技术特别是科学理论的发展，不利于社会管理模式的制度化建设，其末流蜕变为神秘主义，甚至形成蒙和骗的欺世手段。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曾把塑造中国文化品格的道家和佛家的方法叫做“负的方法”，而把西方哲学中的逻辑分析方法叫做“正的方法”：“负的方法，试图消除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不是什么；正的方法，则试图作出区别，告诉我们它的对象是什么。”在冯友兰看来，这个方法就是西方哲学家点石成金的手指头，中国人需要的正是这个手指头。
分析哲学把逻辑分析方法这个点石成金的手指头锻造得更为完美，让其功能发挥得更为充分。对于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家来说，分析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贯穿其全部工作中的理性精神，具体表现为：注重经验和实证，这表现为尊重科学和常识，拒斥任何意义上的终极的和绝对的真理，让所有学说和理论始终接受经验证据与反例的证实与证伪；关注语言和运用现代逻辑，表现为注重对关键性概念的澄清和梳理，注重对思想的分析和论证，并认为论证的过程比论证的结论更重要。具体地说，论证在哲学中的特殊重要性在于：对于论者来说，论证能够使自己的思想走向深入、深刻和全面、正确；对于接受方来说，论证使他能够通过客观地检验论述者的思考过程来判断后者思考的好坏，从而使后者的思想具有可理解性和可批判性。因此，论证不仅仅是组织观点与材料的写作方式问题，而是把哲学思考引向深刻化、正确化的途径与方法。只有通过固定在高质量文本中的哲学论证，新思想的“星星之火”才能够成“燎原之势”。
正是基于上述考虑，在我于2002 2003年在美国做访问研究期间，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委托，由苏珊・哈克（美国）和我任主编，邀请一些当代著名的西方哲学家组成一个编委会，推荐他们认为过去五十年最重要的西方哲学著作。由于除哈贝马斯外，编委会成员都是英美哲学家，所以推荐主要偏重英美分析哲学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我们选择了十来种尚未?译为中文并且能够买到版权的著作，组成《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其中《个体》、《形而上学的逻辑基础》和《证据与探究》三本书已经于2004年底出版，其他著作也将于今年陆续出版。我们希望，通过本系列的出版，能够对分析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有所贡献。
《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
[英]彼得・F・斯特劳森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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