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诗国，赋诗，是士大夫的风雅之事。然而，清规戒律亦颇多，最大者，怕就是“温柔敦厚”的“诗教”了。既讲“温柔敦厚”，就要“依违讽谏，不指切事情”，要“发乎情，止乎礼义”，要“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优游不迫”……写《离骚》的屈原“露才扬己”，“愁神苦思”，“忿怼不容”，不够“温柔敦厚
如此一来，完全符合“诗教”的诗，尤其是好诗，恐怕也就微乎其微了。不过，被称为“诗佛”的王维，或许是一个例外。在中国文学史上，王维要算“最完全最高妙地实现了‘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唯一诗人，他的诗作乃是中庸主义的最美好的花朵”。这是舒芜的看法。何以见得？陆侃如、冯沅君就曾发现，王维作诗“最爱用‘静’字”，而这个字，恰恰是读解“王维的诗的钥匙”。看他的《竹里馆》《鸟鸣涧》《辛夷坞》，诗中刻意表现的那种孤寂、幽清、宁静，简直可以使你“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胡应麟《诗薮》）。
若要问王维何以如此耽溺于安静、闲适的意境，答案似乎就在他的诗句“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之中。绝尘离世，超然物外，物我两忘，遗世独立，飘然脱俗，是何其清高、雅洁、超脱、不凡啊！
而这，恰恰是中国士大夫心向往之的志趣和风度，其中隐藏着士大夫思想和美学的秘密。鲁迅先生就曾说过，有的选家只取蔡邕的碑文，使读者仅觉得他单单是个“老学究”，而忘了他也是一个“有血性的人”；有的论客竭力抹杀陶渊明“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金刚怒目”式的诗，而独张扬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故实中，可以看到这消息。
历史上，给“温柔敦厚”诗教和中庸主义人生哲学最大挑战的，无疑是鲁迅。发生在1935年至1936年之交，鲁迅与朱光潜之间关于“静穆”和“热烈”的那场争论，就是鲁迅晚年对中国士大夫美学思想的一次批判和清理。
朱光潜说，“艺术的最高境界都不在热烈”，古希腊人“把和平静穆看做诗的极境”；鲁迅则说，“荷马的史诗，是雄大而活泼的，沙孚的恋歌，是明白而热烈的，都不静穆”。朱光潜认为，“屈原阮籍李白杜甫都不免有些金刚怒目，愤愤不平的样子。陶潜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鲁迅却以为，“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朱光潜真诚地“立‘静穆’为诗的极境”，鲁迅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此境并不见于诗”。
在《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文章中，朱光潜把钱起《省试湘灵鼓瑟》里的这两句诗，推为“诗美的极致”。而在鲁迅看来，这种只取两句而踢开全篇，又以此来概括作者的全人，打杀了屈原、阮籍、李白、杜甫的“摘句式”的方法，与士大夫的抑陶渊明的“金刚怒目”，而扬其“整天整夜的飘飘然”一样，都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和中庸主义的人生哲学的一种表现。
朱光潜还进一步申说道：“‘静穆’是一种豁然大悟，得到归依的心情。它好比低眉默想的观音大士，超一切忧喜，同时你也可说它泯化一切忧喜。”很清楚，之所以把“静穆”悬为文艺的“极境”，就在于，朱光潜以为它启示了一种“超一切忧喜”，“泯化一切忧喜”的“哲学的意蕴”。读过“十三经”，深知“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的鲁迅，从这不食人间烟火气的“意蕴”里，嗅出了一种中国士大夫的思想和美学的陈腐味道。
只有对社会人生不闻不问，“心如古井”，“哀乐不能入”，超越尘浊，消泯是非，才能做到“超一切忧喜”，“泯化一切忧喜”吧。说到底，这种文化、精神诉求，是有利于既定社会秩序和权力者的，与鲁迅所倡导与践行的热烈地拥抱人生，而且要改造人生的人生观与文艺观，是截然相反的。遇见所是、所爱就拥抱，遇见所非、所憎就反拨，一贯憎恶士大夫以“超然”自居的，“超庸奴”“超责任”的人生态度的鲁迅，便不能不激烈地施以批判和反拨了。由此可见，鲁、朱两人的分歧决不仅仅是文艺批评的方法的问题，也决不是个人之间的意气之争。
今天，某些聪明人说鲁迅是“讲斗争哲学”，“不宽容”，“喜欢抬杠”，到处树敌的；还说鲁迅那时是“自由撰稿人”，所以要故意制造话题，写文章，赚稿费，并以此来诠释当年的这场严肃的文化论争。他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隔膜，窃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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