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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韵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2005-05-27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丁放 我有话说

中国韵文学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如何取得突破,是每位研究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不久前在安徽师范大学举办的“第二届中国韵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展现出韵文学研究的新进展:

一是诗歌与其他文体关系研究。余恕诚的《从李商隐〈韩碑〉学韩文看唐人的文体创新意识》,对李商隐诗《韩碑》学

习韩愈的文章《平淮西碑》这一个案进行研究,指出“李商隐对韩文的学习和借鉴是多方面的”,“从总体风格上看,主要是将韩文雄伟劲健的气概引入到诗中”。本文还从叙述角度、修辞技巧、用韵等方面研究《韩碑》对《平淮西碑》的借鉴,充分肯定了韩碑改变文体的“破体”之功。董国炎《论小说韵文的价值与类别》研究韵文在古代小说中的价值及其类别,认为小说中的韵文“数量可能超过不少朝代的诗歌总数”,它“对塑造人物、描述故事、深化主题、影响受众很有作用;对提高小说地位、对扩大诗词影响也很有作用。”文章将小说中的韵文分为代言性和叙事性两大类,指出小说韵文的“说部当行”论,可与戏曲“本色当行”论并列,认为关注小说韵文可扩大韵文的研究范围。崔际银《唐人小说接受诗歌方式刍议》对穿插在唐人小说中的数量可观的诗歌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总结出唐人小说接受诗歌的三种方式 “小说作者或人物创作诗歌、引用其他人的诗歌进入小说、描写同一对象的小说与诗歌相互搭配。”作者指出 “唐人小说与诗歌的关系密不可分。”郭建勋《诗体赋的界定与文体特征》依时代顺序及文体特点将诗体赋分为三种并概括出其特征 第一种是从《诗经》演变而来的四言赋,它被用于两汉魏晋,篇幅短小,风格典雅;第二种是随着五、七言诗而产生的五、七言赋,它流行于梁、陈、初唐,语言流丽,风格纵恣,近于歌行;第三种是保存在敦煌文献中以五、七言为主要形式的文人赋和俗赋,它产生于唐代,通俗平易。诗歌与其他文体关系的研究,变换了研究视角,扩大了研究范围,很可能会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二是传统考证方面的新进展。张锡厚的《文字录校与敦煌文献整理――重读〈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及相关评论》对《敦煌诗集残卷辑考》进行了校读,认为《辑考》在文字录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陈铁民《关于守选制与唐人登第后的释褐时间》则对王勋成的《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唐人“进士及第守选三年”方可释褐为官的观点表示了异议,认为那只是中、晚唐的情况,初、盛唐并非完全如此。钟振振《唐诗新读》对一些唐诗名篇进行了新的解读,对当代名家的观点多有驳正。胡可先的《全宋诗补遗100首》新辑得《全宋诗》未收之诗100首。刘运好的《〈先秦汉魏南北朝诗〉辑校〈吴越春秋〉歌谣考辨――兼论七言诗的起源》是一篇考论结合较为扎实的文章。

三是在海峡两岸和国内外交流与互动方面有新进展。台湾地区林玫仪的《台湾词学研究之评析》分析了过去50年台湾词学研究的概况,一方面整理出其发展趋势,一方面也为未来词学研究归纳一些方向。齐益寿的《伤老悲志中的省思――陶渊明杂诗前八首析论》,也对诗的主旨提出了颇为新颖的看法。韩国柳晟俊教授的《朝鲜后期以来清代诗学研究概况》,详细介绍了朝鲜后期李德懋《清碑录》及佚名《东诗丛话》中一些汉学家对钱谦益、王士禄、王士祯、翁方纲、李调元、袁枚、徐石麒、李光地、吕留良、毛奇龄、李锴及其作品的评论;还对韩国当代的钱谦益、王士祯、叶燮、袁枚、郑燮、龚自珍、黄遵宪、王国维诗论的研究作了介绍。 (作者单位:安徽师大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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