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从上海迁到北京。1957年商务印书馆恢复独立建制。1958年中央确定商务印书馆任务为“以翻译外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
早在1953年，按中宣部的部署，时任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兼三联书店编辑部主任的陈原就开始进行西方学术名著的选译工作。他组织制订了《外国名著选译十二年（1956―1968）规划总目录》，共收书1614种。三联书店据此组译。1958年译印外国学术著作的任务移交商务印书馆后，上述总目录成为商务1959年拟订翻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期规划的重要依据。
1963年陈翰伯主持制定了《翻译和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重要著作十年规划》。
到1966年前，在陈翰伯主持下，商务翻译出版的西方学术名著有500多种。
在极左思潮占上风的年代，商务印书馆西方名著的翻译出版也不可避免地要打上时代的烙印。陈翰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一方面努力争取上级的支持，另一方面，出版时又要按一定的口径增附前言、导言，还有的用“内部发行”的方式。像商务出版《麦克米伦回忆录》时，按例也加上了这样的导言，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时，要将这本中文版的传记作为礼品赠给她，为此商务还专门做了一本删去了导言的《麦克米伦回忆录》。1959年出版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是配合当时批判马寅初的人口论而出的。这本书后来经过重新翻译，收入汉译丛书。一些名著请的是“靠边”的“右派”学者翻译，出版时不能署其名，只好用笔名。像马元德先生翻译的《西方哲学史》就用了代用名。商务重印时才改回真名。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商务的工作也停下来了。1973年，陈原来到商务印书馆工作。他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人文社科著作的出版规划。这件事情当时受到了批评，被说成是“回潮风”的典型。陈原也因此受到批判。
“文化大革命”后，中央重申商务印书馆出版方针任务不变，译介世界学术名著又提到工作日程上来。陈原决定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形式出版西方学术著作。这也是为庆祝商务印书馆成立85周年推出的重点项目。
1982年，商务印书馆85周年馆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第一辑五十种隆重推出。
当时，正处在中国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有些书的出版争论很大，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就受到了一些很激烈的批评。
我参与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编辑工作主要是在经济学图书方面。那时，请教最多的是已故的北京大学的陈岱孙先生。陈先生对商务印书馆的翻译出版工作给予了许多支持，除协助制订出版规划、审定选题和书稿外，还为《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各分卷、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等经济学名著写了多篇很有分量的序言。1977年间，陈岱孙先生为《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三卷撰写了出版说明。此文内容精湛，显示了他深厚的学术功力。此版说明一般均不署名，岱老写得这篇很有份量的文章也依此例，但他处之泰然，从不计较。我曾经为“外国历史小丛书”写过一本《亚当斯密的生平与学说》，专门请陈先生审稿。先生有求必应，给我写了好几页的意见，至今仍然令我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