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代前辈走了，又一位文化名人离开了我们。随着时光的流逝，辉煌耀目的生命也一个一个消失了。虽说是自然规律，无可抗拒，但每一次都会引起人们的伤感和怀念。我得悉亦代前辈去世的消息后，发怔了好半天。思绪似乎在空中浮游，哀伤中，像穿越了时间的隧道，又回到40多年前与亦代前辈曾经有过的短暂相处的日子。
他是个很随和亲善，也很开朗活跃的人。虽然处在这样的逆境，仍然一副平和泰然的样子，白净略胖的脸上总是漾着微笑。看见我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他就很热诚接待我，介绍情况。那时他已将近50岁了，当然是我的前辈，我们很快成了很亲近的同事。时间稍长一些，听领导说他在1957年的言论很厉害，对他处理也较重，平时对他还保持警惕，所以全编辑部开会，他总是坐在后排角落里，没有发言的份。但他平时人缘很好，对谁都很友善热情，一到私下，大家还是“亦代、亦代”地叫他。编辑部里有好几个南方人，见了他就讲上海话，他也喜欢讲上海话，大家很近乎，好像没有什么歧视和间隔。
大概这里是文化单位的缘故，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是被称呼官职的，即使年长资深的，也一样直呼其名。副总编辑叶君健，大家叫他“老叶”，杨宪益叫“宪益”，外国人戴乃迭也叫“乃迭”，沙博里叫“老沙”。对冯亦代，现在不能称“同志”了，但仍像以前做副主任时那样，叫“亦代”。我们这些刚参加工作的学生，慢慢地也都跟着没大没小地这么称呼他们。我可能因此习惯了，至今看见官员，都不大会称人家什么长什么书记等等。
我们的办公室在大楼最顶层的一个小房间里，编辑部其他办公室却在三楼，所以相对来说有点小自由。小房间里挤坐着6个人。坐在亦代对面的是闻时清，也是上海人，在大学里原是学外文的，如今也在做编辑。他们两个人悄悄地在商量做一笔交易。亦代因为经济困难，把他大批的英文原版书卖给了闻时清，大概有几百本。我早在中学时期，就读过亦代的译著，知道他是致力于翻译介绍当代英美文学作品的名家，上世纪40年代初他是较早译介海明威、斯坦贝克作品的，我就是从他的译著中知道这些作家的。所以从见到他开始就很敬重他。当我从闻时清那里知道他卖书的事时，心里很是不安。那是他积聚了二三十年的藏书，这对一个读书人来说，该是多么不得已，该是困难到了极点才会做出的下策。闻时清也住在集体宿舍，在我对门，我到他房间里看见过那些书，很多，都堆在一张空床上。闻时清告诉我：“基本上都是30、40年代国外出版的，现在根本无处再能买到这样的原版书，很珍贵的。”可惜后来，闻时清在“文革”时不幸因肝病亡故，这些书也不知所终
有一天晚上，我到亦代家去看望他。他住在白塔寺附近纱络胡同外文出版社宿舍，是个大杂院，他就住在进门左侧两间破旧低矮、极小的平房里，好像原先是用作堆杂物的，每间不过七八米样子。里间有一张床，一张书桌，两把椅子，就没有多少空地了。真可谓家徒四壁，别无长物。那个年代，灯光也很暗淡，我们就这样在昏黄的夜色中清谈了一会，说到卖书的事，他倒不大在意，说是“也不是那么有用了”。我从他淡淡的话语中，感受到一丝凄凉。
不久，大概在我到中国文学社不到半年后，亦代调走了，调到民盟中央去工作了。好像整个政治形势开始有点松动缓和，这样做似乎有改善他处境的意思（记不得那时是否给他摘了“右派”帽子），他自己好像也还高兴。大家虽然不便说什么，但都是笑着与他告别的。而我从那以后，就没有再与他联系，虽然有时也想到他，想到他对我的关心。
然后，像梦魇似的，过了近20年。“文革”结束了，他又重返文化界工作，我们有机会在一些聚会上见到，特别高兴亲热。他胖了，显得有点老态龙钟了，但仍然还是那样平和潇洒。他在主持《读书》杂志编务时，对我说：“侬写稿子把我。”他先住在新街口附近，后来又搬到小西天宿舍。每次见到，总像以前一样热情招呼我，说：“侬来白相嘛！”说着就随手找一张纸片，写上新地址给我。这张自制的名片我保存至今，但我一直没有机会去看望他。他和黄宗英结婚后，我向他贺喜，说：“什么时候我来看你。”他还是那么热情说：“随便侬啥辰光来白相嘛！”但我却还是没有成行，也许是我自己年纪大了，也许是我平时太不爱活动，几乎很少到别人家里去串门，所以光在嘴上说，却始终没有去看望他。
当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我觉得心里很沉重，后悔，好像有一份亏欠积压在自己的心底。多么好的人啊，文学界少有的好人，从来不张扬，不计较，荣辱不惊，像他的文字一样如行云流水，平和淡泊。他对别人永远是热心、好客、帮助，却从不对别人要求什么。于是，想到我自己，是没有资格谬称为他的朋友的，只是作为一个晚辈，一个读者，情不自禁，写下一点往事，借以表达在他生前未来得及向他表示的感激、敬意和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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