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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题材影视创作的一次突破

2005-07-29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文联副主席 仲呈祥 我有话说

看完《茶马古道》之后,我觉得这是审美地把握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民族题材,灌注其间的是爱国主义、民族团结的主题,是民族题材影视艺术创作的一次重要突破和可喜收获。民族题材的文艺创作过去存在两种模式,一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认为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所以构思故事的时候,把复杂的民族矛盾归结为阶级矛盾

,总是一个阶级敌人在捣鬼,把阶级敌人抓出来了,矛盾也就解决了。另一种模式,就是民族团结。汉族和少数民族,或者两个少数民族如何化解矛盾,实现团结,发展到故事的高潮,就是通婚,变成民族大团结,中间肯定是小人或者阶级敌人作祟。不是说这两种写法是错误的,而是说生活本身是非常复杂的,艺术创作应当把生活当作一个完整的、有机的整体。这样才会蕴含着更深刻的人文意蕴和文化内涵,蕴含着更深刻的历史、社会内容。在这方面我认为《茶马古道》的创作是有突破的。这种突破是与我们整个时代民族思维方式的调整有着内在联系的。

我们今天反思历史的时候,不是用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单向思维来认识问题,而尽量地用唯物史观所倡导的全面的、辩证的发展思维来把握生活。这个戏写的是1942年抗日战争时期发生在茶马古道上的一段动人故事,但艺术展现的不仅是一条实实在在的运送物资的古道,更揭示出中华民族团结起来,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民族精神。剧中人物描写生动形象,比如像尼玛这样贵族式的人物,过去会单一地处理成压迫人民的奴隶主,而本剧写出了他身上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他身上也有民族观念、国家观念。王诗槐创造的这个角色是比较成功的。但是有些人物的处理,让人有些不满足,比如说陈老板。他是一个阴险、损人利己的人物,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前半段把他推向坏的极致,到了后来他要转化,不是说不可以转化,我也不赞成把坏人写成绝对的坏,但是总要有艺术的铺垫,总要入情入理,我觉得他后面的处理带有导演的判断,编剧的判断。我拿这两个人物的对比来说明,大型电视剧里面的主要人物,在赋予他们典型性的时候要慎重,要全面辨证地把握。剧中其他人物,比如说格桑是一个情种,在大是大非面前的醒悟,都是可信可爱的。用黑格尔关于理想人物形象塑造的原理的第一条来说,他性格质的规定性是明确的,但在这个前提下表现的丰富性就不足了。

总的来说,一部电视剧能够留下几个令人难忘的形象,这部戏就是成功的。而尤其让人称道的是,这部戏写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王文杰导演我比较熟悉,他拍戏很有激情,但是他还是有个老问题,就是开头节奏比较慢,尤其是很重要的第一集。我也感谢这部戏的编剧,本身是白族的女作家景宜。我们过去往往看到有的汉族作家站在汉族中心论的立场上去写民族问题,早就企盼着我们少数民族作家能够扎根在民族的沃土中来写自己的民族历史和生活,从这一点来说,本剧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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